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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时代从对抗到合作简史 　　在反核运动对核伦理的规范和塑造下，不但结束了美苏两国核武装进程的高歌猛进，使其在追求核均势的过程中转为低调的较量，而且也在核讹诈方面变得稍微隐晦一些。 　　尽管核能研究早在“二战”期间就在欧美秘密展开并获得阶段性成功，但从科学家到主导研制的政治领袖，没有人真正领略过它超乎寻常的巨大能量。因此，当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骤然升起，其杀伤力使整个世界都不禁为之震惊。但有所不同的是，核能武器化让政治家感到惊喜，科学家和普通公众却为之惊恐。一场关于核伦理的论辩，由此而在西方渐次展开。 　　“爱因斯坦们”的自白 　　作为核爆炸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最先公开质疑原子弹的学者。广岛核爆炸数日之后，这位犹太裔科学家指责美国错误使用了他的核理论：“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 　　他说：“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不断警告人们这些武器的危险性，我们要努力使世界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府意识到，除非他们改变相互间的态度，并认识到自己在形成一个安全的未来中所担负的责任；否则这些武器必然造成无法形容的灾难。” 　　1948年7月，爱因斯坦致函“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谈到了政治给核科技带来的伦理困境：“科学家的悲剧性命运使我们帮忙制造出来了更可怕、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鼓吹知识界团结起来，“防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 　　爱因斯坦的另一位犹太裔同行、美国核武计划领导者之一奥本海默也在接受美国陆军感谢状时，对核武扩散的可怕后果感到忧虑。他说：“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它的军备，或被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用于武装自己，则届时人类将要诅咒洛斯·阿拉莫斯的名字和广岛事件”。 　　奥氏希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以免因为相互对抗而引发核战争。 　　但是，美国官方和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却更愿意看到原子弹的战略意义，而不愿回应科学家有关核能技术伦理的质疑，以免给美国的核能研究和武器化进程造成困扰。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前五年，爱因斯坦等人的呼吁几乎没有得到美国决策者的任何响应。 　　布罗迪是美国著名军事外交战略学家，他认为，核能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手段，至少会使美国摆脱另一种能源——燃油对轰炸机航程的影响，因为“原子弹出现后，不再需要考虑载油量的问题了。一颗原子弹的重量不会占据飞机太多的装载量。一般任务只需要每架飞机装载一颗原子弹的轰炸机群一次出击即可完成。如果可以无需返航、以牺牲机组人员的代价来完成任务的话，轰炸机的航程会更远”。原子弹甚至能抵消其他形式的战争能耗，因为它“具有独自达到决定性结果的能力，陆军和海军的作用，即使不会消失也将大大削减”。 　　布罗迪的评论显然更符合美国政府对原子弹战略影响力的评估。1945年10月，总统杜鲁门致函国会，要求后者拨款支持核能研究和核武库建设，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地位意义重大。他说，“核能的释放如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也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极具革命性的力量，无法在旧有的思维框架中来思考它”。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普通民众对核武发展的态度是暧昧和模糊的，爱因斯坦等人在核能领域的伦理焦虑并没有在他们那里获得共鸣。相反，美苏两大政治集团的冷战使局势相对紧张。核威慑替代实战，成为双方开展战略竞争的主要手段。 　　被核绑架的世界 　　由于早期的核武研究和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技术投入，有太多的民众和部门被拉入并依赖上了这个产业链条。 　　美国学者霍尔斯鲍姆认为，冷战使无数美国人成为核产业的食利者。“数以万计的文武官僚，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的工作内容，不外建造核武器及计划核战争。也有数百万的工人，他们养家糊口的职业，全在于这套核子恐怖行业的存在。还有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则是找出可以提供百分之百安全保证的决定性‘科技突破’。此外，还有绝不轻言放弃其丰厚战争财的军火商，以及推销其恐怖理论，鼓吹战争之必要性的战争专家学者”。很显然，这个附着在核产业链条上的庞大人群，不可能成为反核科学家的拥趸。 　　较之于反核科学家的劝导，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显然对美国核政策影响更大。从1945年到朝鲜战争爆发，苏联核试验的有关情报像雪片一样涌向美国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核垄断有可能被苏联打破的担忧，使白宫和五角大楼更加难以顾忌国内知识界的警告，在核武化的路上走得更快更远。 　　在无法遏止苏联核试进程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曾出现与苏联合作控核的动议，期望以此使这一竞争者的核武水平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同时使自己保持竞争优势。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曾向总统杜鲁门建议，与苏联和英国达成一项共同条约，限制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应用。但是这项动议立刻就遭到了同僚的严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