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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电影类型叙事体系 电视电影作为重要的大众文化产品，应该明确其目标观众，根据观众的兴趣和需求来定位其创作方向。在《当代电影》举办的几次重要的电视电影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都提出了电视电影类型化的创作策略，这显然是从广大观众的心理需求出发所做的考量。从类型化叙事的层面来看，可以说邱怀阳编剧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成功的商业片模式。他熟练的以类型叙事模式讲述一个个高度戏剧性的精彩故事，同时在类型的叙事外壳中纳入对现实的敏感关注与呈现。在其精准的类型化叙事结构中，现实问题被转化为类型中的冲突，以某种娴熟而准确的叙事策略层层深入，并获得观众所期待的理想解决。但是，邱怀阳同时也是一个成熟的作者，有其一贯的风格和美学自觉性。他在创作中将类型技法和个人风格融合到每一部作品的叙事中，使其作品得以在大众文化生产的脉络中保留了作者的某种鲜明个性。 一、社会现实生活的基底 邱怀阳的作品无论故事多么高度戏剧性，总是有一个社会现实生活的基底，在精心设计的故事结构中，以细节的塑造来保留现实生活的质感。这种与现实生活的亲近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实题材，二是情节的现实质感。一方面，从题材的角度看，邱怀阳对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与关注，这使他有可能将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与问题纳入他的作品。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来自邱怀阳对人性的体察与把握。在这一点上，《合同父子》中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从心相恋》中新婚男女的关系，在当下的中国都市生活中都具有很典型的现实意义。《从心相恋》中邱怀阳以一个喜剧性的故事来表现新婚青年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邱怀阳超越了一个简单的欢喜冤家的类型故事，从更为宽广和复杂的层面上呈现出了男女关系。故事的戏剧冲突建构包括了两种人际关系——爱情关系与婚姻关系。戏剧冲突的引发是由于两种关系都出现了裂隙。爱情关系往往只涉及两个人，因此相对单纯，但是其中又包含了一个更为基本的人类关系，即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比如，丹丹和晓涛第一次大的争执是由两人在买房这件事上的分歧导致的，这来自沟通的错位。婚姻关系则更为复杂，人类学家列维#8226;斯特劳斯认为，婚姻现在不是私事，从来就不是私事，也不可能是私事。婚姻关系包括子女与父母、与配偶的父母的多重关系，这种复杂性势必会带来多样化的矛盾冲突，这也是影视剧常常以婚姻为表现对象的原因。在丹丹与晓涛关系的变化中，他们与长辈的关系作为复杂的变量，改变和塑造着两个人的关系。邱怀阳将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复杂人际关系结构成为一种真实且饱满的故事织体。 《合同父子》的父子矛盾更为单纯，但也更为尖锐。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家庭的父子矛盾可以说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种矛盾的原因却一点也不单纯，两辈人观念的差异、情感交流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父母与子女的无法沟通。在人类的关系网络中，亲缘关系是最基本也是最为独特的，列维#8226;斯特劳斯的亲属单位三原子——血缘、继嗣、姻亲，衍变为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使人类区别于自然。此网络成为可与自然匹敌的独立体，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小海与父亲看似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只是来自相互的不理解，而这种父子间的较劲最后又变成两个男人间的冲突。这种家庭内部的情感矛盾，在邱怀阳的书写中，成为一个高度具象、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这使在现实生活中本应显得平淡的亲情矛盾戏剧化了。另一方面，邱怀阳也创作了大量具有高度戏剧性的娱乐电影，比如涉案片和爱情喜剧。在这类作品中，创作者保留了对现实生活细节的把握，形成了戏剧化故事带有质感的现实基底，使得这类作品也带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外观。这种现实基底是一个类型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使这类戏剧故事避免流于浅薄化的虚假和造作。严格来说，一个优秀的类型叙事作品必然有其现实面向，而不是脱离现实的胡编乱造。 二、文本的类型叙事策略 邱怀阳的作品总是以一个类型叙事的模式建构的，正因如此，他对现实的思考与呈现才能以一个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故事带来高度的观赏性与娱乐性。类型叙事是大众文化生产中最具有生产性和最丰富的资源。认为电影应该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方式反映社会生活的观点，早就被证明了与电影的社会属性和工业属性相悖。电影介入社会现实的深度不能作为评判电影的唯一标准，因为电影的娱乐属性从来都是不可缺少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类型这个概念绝不是一个负面的评价。更何况，在类型叙事中，文化与社会问题同样是可以被纳入和呈现的面向。类型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场域，类型的传统作为固有的规则框架，并非是完全消极的，而是可以作为一个意义衍生的新场域。类型电影在当下中国的电影创作中还未建立起一套完整成熟的模式，因此说邱怀阳的作品是类型电影，显然是不充分的。但是，他的叙事手法与剧本结构方式，有着明显的类型叙事的痕迹。下面笔者将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种类型叙事策略是如何体现在邱怀阳的作品中的。我们不妨先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