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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之中国大学??到了19世纪末，中国传统教育不足之处显露无遗。而中国亦开始采取欧洲的教育体系。然而，传统政教不分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教育未能独立于政治。中国大学仍然热衷于把政治和学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举例来说，某名校百年庆典，其中政府高官云集。它的大学手册有如下的句子“大学建立之初，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能当上未来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时至今天，我国的大学确是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几年前一位教育部负责人就曾对我说，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就增加了五倍有余。当然，“大量制造”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良多，但教育的素质却有待改善。??当今有名的学府，大多草创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许多政府要员也毕业于这些精英学府。这些学府大部分是国立的，但也有少量由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和庚子赔款基金所资助，如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便是。??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一样，这些私立大学名声卓越，学术自由风气颇盛。抗日期间，名校如西南联大和浙大皆在极度困乏的环境中作出一流的研究，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究其因由，实在是由于自北往南颠沛流离，师生历尽艰辛的同时，又得饱览神州大地。是时我国有为日本侵略者灭族之虞，师生痛惜陆沈，故此奋进不已，思为我中华文化集薪传火。虽然薪金低微，但他们努力不懈，诸子争鸣。尤其重要的是，很多教授正当盛年，刚刚从欧洲或日本学成归来。他们热心将其所学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渴望寻求新的研究方向。有如此耽于发现和创新的师生，还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创造顶级水平的研究呢？??解放前由于政局不稳，学术气氛浓厚不再。很多出色的学生教授都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去了。??解放初期，事事以苏联为师，高等教育亦不能幸免，于是局面大变。政府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甚严。比如说，为了把教授学者的地盘连根拔起，他们被分派到新的专科大学。以科学、文化和技术超卓的清华和浙大，都转成工科大学。?“文革”的影响?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研究水平与西方比较，在某些方面已愈拉愈近。可悲的是，“文革”使这些进展付之一炬。?“文革”结束后，教授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胆颤心惊，不愿意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在“文革”期间成长的一代，并无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文革”时，学生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成就。“文革”遗留下来的风气手法，至今余风仍在，尚未完全消失。?另外的困难是对大学的资助不足和对西方教育的理念认识不深。“文革”后遗的不安全感在大学中影响很大。现在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出国。大量优秀的年轻男女跑到美国学习，盛况空前。??当下国内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又或者刻意剪裁，以讨好这些来访的教授。创新已经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标。??我想，无论是教授或学生，都要按他们的兴趣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教授入息菲薄的情况，直到本世纪初尚是如此。过去十年经济环境的改善无疑是最大的变化。年轻教授的自信增加了，而海外毕业生也较愿意考虑回国服务。但缺失还是不少。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教育体系亟待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首先，人才凋零，尤其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他们可以激励其他年轻教授和学生奋力向前。??其次，资助不足。中国对精英大学拨款的数目，比美国主要大学资金的十分之一还不及。??第三，评审制度不健全。当人才或资助不足时，同行评审制度便漏洞丛生。对以从事研究为主的教授而言，研究基金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从研究基金中取得的资助，往往比薪金收入高出很多。失去了基金的资助，其结果不堪设想。由于这些基金掌握在国家，或更确切地，在一小部分院士和政府或大学行政人员手上，因此要研究基金年年不绝，便形成错综复杂的学术界政治。??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尝试用公正的准则来评比教授。为了公平行事，它倾向于利用某些定量的方法，如按论文的数量、SCI 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最近，它甚至要求每所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估其他大学。这种做法既涉及大量文字工作，又使原本已够复杂的政治关系更复杂。对要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而言，这种做法并不是健康的。??上述以数量为标准的评审制度，虽貌似客观，但却与孔子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除了“有教无类”外，孔子还以为要“因材施教”，即因每个人的出身天赋气质等进行个别教育。??如何鉴定“质”而非“量”，恐怕是现今中国教育的最大难题。我相信当政者都了解到现行的评审制度要加以改进。光是以量为判别标准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但是，如何去落实一种以质为基础的评审方法非常困难。国内世界级的专家寥寥可数，更使这种评审方法无法服众。??中国教育与学术机构往往以外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