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是假,情是真。就这么玩下去.docVIP

戏是假,情是真。就这么玩下去 　　接受采访前的一周，梁冬先生删掉了日程表上的所有事情。太太身体有恙，住进医院，梁冬陪了一星期，睡沙发，每顿三菜一汤一碗米饭，“用厚瓷碗装的那种”，一本《圆运动的古中医学》，来回读了10遍。 　　原本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最强大脑》最后一集的评审录制、复旦大学一场面对500名企业家的讲座、若干场节目访问以及公司大小事。“一把全部推掉，然后你发现世界转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 　　接受《人物》采访算是出来透透气。40岁的梁冬把这段空闲称为“被动失业”，他由此更确认了一件事：“太多人以为自己的生活是特别的，这很可怕。你非得做1000个人以上的样本研究，非得过了一点年龄，慢慢才知道你真没什么不一样。” 　　梁冬将居心地选在国子监大街一个半隐的院子，他的正安国学堂里。这是他在北京的三处据点之一，他每周在这里待两三天，喝茶、见人、想事。另外两处据点分别在五四大街和奥运村附近的正安医院，五四大街会让他不自觉想象胡适、熊十力、李大钊走出北大红楼，突然跳上板车慷慨讲演的画面。“你相不相信历史会挤压在一个空间里，‘啪啪啪’层层叠加？人、事、物、声音、故事，就像全息影像，刻录在某一段时空里面。你觉得自己喜欢一个地方，不是偶然的。” 　　国学堂6个教室分列小院前后，名曰：欢喜、人正、心安……不时有人来上香课、花课、书法课。梁冬在院子中心给自己安置了一间小屋，取名“正安山房”。采访当天恰好赶上春分，北京积攒了一冬天的阳光在这一天倾泻而出，国子监红墙、槐树下，人们在小风里踏春、蹓跶、下棋，有人甚至大中午支起小桌儿喝上了啤酒。 　　梁冬提前10分钟到了，短寸头，微胖，一身灰色抓绒休闲装，递上名片，title是：“国子监行走”，据他说，这是戏仿“上书房行走”，清朝时候，指皇子老师的副手。梁冬喜欢国子监，因为这里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所在地，“文脉不断”。他书房所在的院子原来是国子监小学所在地，300米之外是孔庙。“空间是有惯性的。人也一样，你会反反复复爱上同一种人，写同一个主题，做同一类事情。” 　　摄影师最终决定在某间教室里形式感不错的老中药柜前取景，梁冬脱掉休闲外套，换上中式对襟立领衫，姿势表情，全力配合。拍摄进行不到10分钟，他觉得已然OK，起身笑笑，开玩笑似的：“多余的时间干的只能是多余的事，对吧？”1988年生的摄影师小哥吐吐舌头，收起相机。 　　发生在梁冬身上的变化，不只是更善于拿捏分寸。20多岁成为凤凰卫视当家主持人，30岁出头进入百度成为副总裁，4年前创办正安医院，现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这段颇为跳跃的路径，对梁冬来说，成了一些平常的过去，“回过头看每个重要的节点，发现人生所有重大的事情都不是自己选的。说什么人到中年要慢下来，都是假的，因为你是真快不了了。” 　　正安山房不大，一张3米长的木制茶台，再就是绕茶台走一圈的固定石席。梁冬在尽头处坐下，盘腿，泡上基诺山红茶。茶盘放在他右侧的石台上，桌上只留三只瓷杯，茶出得极慢。一个人时，他喜欢总结梳理自己的变化。比如再好的西装也穿不了了，“有垫肩，不舒服”；尖头皮鞋也无法驾驭了，一双麂皮鞋子取代，鞋底越轻软越好；对香辣蟹之类重口味的渴望逐渐消退了，能“吃出白菜和白菜的味道原来可以不同”。 　　另外一大发现是，“40岁有40岁的敏感”。前段时间录制《最强大脑》，他坐在评审台上，眼看着一位五六岁的小男孩选手，在台上怎么也背不出来，紧张得发抖，“我咵一声就哭了”，旁边人问，梁冬你怎么了？“我儿子今年4岁，要是他站在台上，我肯定冲上去，拉着他就走了，太委屈了。他父母还把他推在那儿。”最近，他还学会了“调戏”儿子。有时随口问一句：“今天在幼儿园打架了吗？”只消看儿子一眼就知道他有没有撒谎，“原来当时父母对我们，是站在高层次往下看，一清二楚。心情好，放过你，心情不好，直接戳穿，暴打一顿。” 　　梁冬意识到自己正在一个“从跑到走”的速度曲线里。早些年总有种“惴惴不安”，一边想要更成功，一边患得患失，于是反复去印度、去不丹，认为人总待在一个地方，视角会有偏差，“现在不需要特意去哪里了，能不动就不动”。他开始理解为什么同龄朋友纷纷从郊区别墅搬回城里，找个公寓住下，他解读为：“就是不一定非要如何如何。住别墅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住过别墅了。”他写了4个字挂在书房进门处，“何事惊慌”。 　　“人跟人没什么不同，青春期的时候，你就会重色轻友；二三十岁的时候，就会觉得工资涨个百分之二三十非常重要，就会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创造世界，就几个人捆在一起，恨不得明天就创业、熬夜了。”梁冬觉得自己的速度已经接近于散步，“你渐渐就不愿意做这些事情了，你就觉得回家让小孩子在你肚皮上玩儿是好的，然后有一天，你发现孙子就在你肚皮上玩了。你先是跑，然后走，然后散步，然后躺椅，最后就平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