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中“另案处理”监督与制约.docVIP

试论刑事诉讼中“另案处理”监督与制约 　　一、“另案处理”功能异化的表现 　　（一）“另案处理”容易导致执法的滋意，影响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首先，“另案处理”没有法律依据，在适用标准、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审查批准程序等存在法律的空白，司法实践中往往以个人办案经验、习惯等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另案处理”，这就很容易导致执法标准的不统一，执法的随意性较大，有违刑事诉讼规范化运作的理念。其次，公安等侦查机关在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对一些未到案的涉案人员注明“另案处理”，对于到案的同案犯往往作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被采取这些强制措施的同案犯长时间不被处理，导致了久拖不决的消极侦查现象。最后，公安等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另案处理”的相关案件上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审查程序细则、过错追究机制，因而侦查机关囿于私???可能会将一些刑事案件内部消化，很多“另案处理”的案件最终不再追究，亦或者作出行政处罚的降格处理，这都削弱了执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但这些违法操作并不会引起检察机关的注意，因为检察机关根本就缺乏对此类行为进行监督的信息来源，强调对此进行监督无异于“纸上谈兵”。 　　（二）“另案处理”容易削弱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效能 　　侦查机关适用“另案处理”的案件存在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而立案或者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这本应当属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应有范畴，然而司法实践中并非如此，由于侦查机关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或者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案件，检察机关仅能获得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卷材料，对于报捕案卷及提请审查起诉案卷之外并无其他对案件的信息来源，在侦查机关提供的这些案件侦查材料中鲜见有关于备注“另案处理”人员的详细信息，这使得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监督无从下手。 　　（三）“另案处理”容易导致侦查的懈怠 　　公安机关存在“重破案，轻追逃”的错误倾向，公安机关普遍面临着业绩考核的压力，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了尽快破案只能将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作“另案处理”，但是公安机关有“在逃人员到案率”的业绩考核，并实行上网追逃数倒查机制，规定当年追逃数低于上年的实行倒扣，使得基层公安机关不愿意轻易上网追逃，或者选择一些追逃容易、侦查成本较低的逃犯上网追逃，而对追捕困难的逃犯采用了消极的听之任之的态度。[1]侦查机关对在逃人员作“另案处理”后，对于同案在逃犯查证的紧迫感消失，往往只重视对在案人员犯罪事实的查证，不重视对在逃人员基本情况的详细周密的讯问，根本无法获取可以查清身份的有效线索，导致追捕措施实际上无从落实。而“另案处理”人员的落网往往是由于其他犯罪行为被发现而被现行抓捕，少有被原案直接抓捕归案的。这显露出侦查机关在抓捕同案在逃人员工作上的懈怠，这使得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可能给被害人及社会造成二次伤害，给社会留下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二、“另案处理”功能异化的深层次分析 　　（一）“另案处理”没有法律依据，无章可循必然导致适用的混乱 　　由于现行法律、办案程序仍不健全，刑事诉讼法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并未对如何适用“另案处理”作出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各部门理解不同、做法不一、形态各异，侦查机关在适用“另案处理”时主要靠司法经验或者办案习惯。譬如，关于“另案处理”的概念、范围、适用情形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则对于此的理解就难免发生差异，而关于“另案处理”需要向检察机关移送相关材料的规定更是无从谈起。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还会导致对不当甚至是违法适用“另案处理”的案件监督乏力，检察机关无法对此类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因为关于“另案处理”本来就无章可循，对此类行为的监督制裁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另案处理”监督措施匮乏，考核机制不健全 　　首先，侦查机关缺乏对“另案处理”案件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对违规办案、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等问题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有些侦查机关的办案干警还存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自觉性不够高等问题。从内部监督机制的视角来看，推行侦查机关自行加强对“另案处理”的内部监督制约难度较大，因为这无异于“自缚手脚”。而公安等侦查机关片面强调破案率及追逃率，这就导致公安等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功利性较为明显，往往怠于进行继续侦查而简单的适用“另案处理”，抑或在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后对继续查证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事实缺乏足够的信心与热情。 　　（三）侦查机关办案任务繁重，经费保障有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迎面而来，社会矛盾突发、凸显、突现，基层公安等侦查机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管理问题，普遍面临着警力有限、经费紧张等制约工作开展的客观问题。面临着庞杂的社会管理问题，有限的办案经费和警力只能用于查处重大刑事案件。对于在对案件进行侦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