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拾遗记》中表现出的乱世文人意识.docVIP

浅探《拾遗记》中表现出的乱世文人意识-大学语文论文 浅探《拾遗记》中表现出的乱世文人意识 苗 娟 摘 要：《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关于其作者问题虽多年来颇多说辞，但现在学界基本认可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的方士王嘉所作，后来梁代萧绮整理为十卷，并为之作《序》，即成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拾遗记》内容丰富，体例集杂史、博物于一体，文笔绮丽诡谲本应受到历代研究者的重视和赏识，但因其内容多为荒诞无稽之谈而使从史家眼光出发的后世文人对其多有批判，进而对它的研究也略显单薄。直到近些年，随着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重视，对《拾遗记》的研究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本文试图从《拾遗记》的内容入手，探讨其中包含的魏晋乱世文人特有的思想意识。 关键词 ：《拾遗记》 王嘉 乱世文人 思想意识 明代杨慎《丹铅总录》云：“今世所传《拾遗记》，嘉所著也，其书全无凭证，只讲虚空，首篇谓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为悖乱。嘉盖无德而诡隐，无才而强饰，如今之走帐黄冠，游方羽客；伪荐欺人，假丹误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笔札，世犹传信之，深可怪也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子部小说家类也云：“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嫌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件”。然则，艺术无论多虚诞荒谬，总归源于生活，正如谭献《腹堂日记》卷五说：“《拾遗记》文富旨荒，不为典要，少予时之论如此，今三复乃见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阳九之运，述往事以讥切时王，所谓陈古以刺今也，篇中于忠谏之辞，兴亡之迹，三致意焉”。王嘉将神异现象作为题材，只是写作态度、写作技巧改变了，为文的旨要还是在表现自己在一个特定的生存背景下衍生出的独特的文人情怀。苏丰、江夏的《志怪小说作家王嘉》可谓这一时期专门研究王嘉的文章，通过对王嘉生平经历及其著作《拾遗记》的探究，苏丰、江夏认为：王嘉的一生及他的《拾遗记》，可以说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和表现。而这种通过隐晦手段描绘出的历史，也更能体现出以王嘉为代表的乱世文人的普遍思想意识。 一、“求生恶死”的生命意识 儒学在汉代盛极一时，虽说在某些具体的实际政治中也多有采取法家手段的策略，但在思想原则上，是独尊儒术的。但随着统治阶级的日渐腐化，到了东汉，作为统治思想支撑的儒学也一天天神秘化、繁琐化，日益脱离了他辉映理想、照应现实人生、积极建功立业的实际内涵，而走入谶纬的极端。汉帝国极力宣扬的儒家王道，和汉末动乱、腐朽的政治局面及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世人对儒学的信任一步步动摇。经历汉末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的读书人，不仅没有功夫坐下来讲礼仪也没有精力再去尊圣注经，使得汉代盛行的章句之学也日趋没落，通经，通古礼的人才也走到了屈指可数的尴尬局面，学术走到这种境地，也就不得不变了。道家思想就在这个时候异军突起，由它而来的玄学就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因为道家思想对人世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激愤批判，以及对超越黑暗与痛苦的个体自由的强烈追求，正好符合当时亲身经历、体验了儒家思想的虚幻、破灭的魏晋人心理。这种对儒家大义、王道、济世安民说法的怀疑让更多的世人将眼光从社会大群体转移到个人身上，使得这一时期文人的主体意识明显加强。文学作品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不再是解经、注经，而是更多的去表现自己思想情感和生命体验。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儒家是从人际关系中来确定个体的价值，庄学则以摆脱人际关系来寻求个体价值。所以庄子在魏晋之际突然大流行，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旧的规范制度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战乱频繁，人命如草，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道德理论、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繁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充满着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敏感的作家在战乱中最易感受到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再加上道家思想在儒家理想破灭后适时的宣扬清净无为，逍遥自适，提倡养生长寿就更多地使文学创作中多出现生死的主题。越是在战乱中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长度，越是在道家思想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中辗转，就越是想要摆脱生死轮回得到永生。王嘉作为魏晋乱世的一个著名文人，当然也不能免俗。不止在诗歌中有对增加生命长度的渴求，在他的小说《拾遗记》中也屡屡提到长生这个主题。 《拾遗记》卷一“炎帝神农”篇： “当斯之时，渐革庖牺之朴，辨文物之用。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卷一“少昊”篇： “穷桑者，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直上千寻，叶红椹紫，万岁一实，食之后天而老。” 卷一“虞舜”篇： “今苍梧之外，山人采药，时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