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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对接 　　内容摘要：本文在考察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供需两方面因素的基础上，运用200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化进程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得出结果，城镇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虽统计上显著，但程度微乎其微。最后指出，传统城镇化模式已成为阻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必须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本文为新型城镇化推动城镇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参考。 　　关键词：城镇化 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我国城镇新增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农业人口转移与城乡行政区划变更。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国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城镇化已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由于城镇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机械增长成为决定因素，其核心人员是农业转移人口与失地农民。其中，农业转移人口被排除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之外，但被统计为常住人口。他们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差距较大，市民化状况不容乐观。按其市民化程度为40%推算，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只有42.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既包括没有完全实现市民化的存量人口，也包括未来新增人口。2013《城市蓝皮书》预测，到2020年，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将达到3.0亿。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进入均享基本公共服务阶段，实现其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对接的过程，实质上是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过程。 　　传统城镇化模式的负面效应 　　（一）“半城镇化” 　　目前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与户籍制度挂钩，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城市户籍，大多数没有真正转变为城镇居民，只是城镇的“候鸟”，不能完全享受市民待遇，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 　　（二）“大城市病”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规模无序扩张，而功??区集中在中心城区，导致中小城镇吸纳人口有限，农业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人口压力过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过极限，“大城市病”凸显。反之，小城镇人口比重不升反降，到2010年下降到20.7%，回到20年前的水平，空间利用效率和基础设施管理运营水平不高。这种情况下，大中小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均不足，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三）“过度城镇化” 　　一些中小城市缺乏大规模的支柱产业，基础设施落后、管理运营水平不高，城镇化出现“拉美化”陷阱，即过度城镇化、有城无市、“新城变空城”。农民进城无法就业，大部分生活在贫民窟，变为“游民”而非市民。 　　（四）“房地产化” 　　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事权、一项高成本的改革，需要大量投入，即有财权和它相适应。而一直以来，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财政压力大，解决不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陷入“卖地财政陷阱”，“以地生财”。过高地价推高房价，城镇化变成变相的“房地产化”。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被过高房价和房租挤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急剧膨胀，而政府提供难以及时到位，市民化进程减慢。 　　城镇化进程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7-2011年省级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化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以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E）表示某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包含教育（EE）、医疗卫生（HE）、社会保障和就业（SEE）等项目。此外，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单项人均支出为被解释变量进行考察。除城镇化率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还受到人口结构、失业率等需求因素，及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水平、政府服务支出偏好等供给因素的影响。由此建立回归模型： 　　（1） 　　（2） 　　（3） 　　（4） 　　（5） 　　其中，U代表城镇化率，其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系数β1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其它影响需求的因素包括老龄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A）、城镇登记失业率（UR）、少年儿童抚养比（DR）；也包括城镇化与上述各社会指标的交互项（U *A、U*UR、U*DR）。影响政府供给的因素包括人均GDP（GDPP）、地方政府税收（T）、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SBE），如表1所示。 　　从R2看，模型拟合效果都非常理想。需求影响因素中，城镇化率是唯一在各次回归中均显著的变量，但β1都较小，表明城镇化虽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非常弱。影响政府提供能力的变量在5次回归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无论是总体还是单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政府供给能力都对提供数量有着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