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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巴黎和会相关外交技巧问题 　　摘要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这一过程改变了中国外交格局，并使其呈现如下进步特色：关注国际情势和民意舆论；熟悉并善用外交技巧；关心国家和民族权益；彰显独立自主倾向。 　　关键词　巴黎和会　外交技巧　运用特色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一、巴黎和会的外交技巧 　　在巴黎和会谋略和胆魄正是中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幕，它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很明显的看到我国外交技巧的进步，其技巧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国际情势、民意舆论非常注意。鸦片战争的失败，满清政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一无所知，面对出现的新的外交事务，当政者根本就不了解外交技巧为何物，他们也不知道外交技巧是什么东西，误国误民，对中国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在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我国的外交方面和外交技巧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改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新的外交和外交官已经基本了解了国际的形势与本国民意的重要性，欧洲战争的爆发，顾维钧就以敏锐的与谨慎的态度分析中国参与欧洲战争的利与弊，他解释说：“我们参战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有机会让中国在和会上提出自己的正当的要求。”并且顾维钧还谨慎地观察欧战，创造了通过以和会的形式来解决外交问题。因此，还在欧洲大战进行时，顾维钧先生成立了一个外交的小组，这个小组的职责是搜集相关的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确定中国的这次外交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从以后的情况来看，顾先生做的这些工作是很有必要，它为中国外交代表们，特别是顾维钧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运用之前的准备与外交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手段颇为熟悉，并善于灵活利用。儒家思想的对中国的长期影响，在近代和中世纪时期，中国在外交国际关系上是关门锁国状态。“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起（公元前221　年）　到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1842　年）　，约2100　年，很少（即并不是没有）　发生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外交关系”。　但是，从清??府后期到民初，在中国与外国人进行屈辱的外交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更新，在清朝的后期，外交的的这个职业已经是被职业化的了，并注重外交的与时俱进，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换代。北洋政府时期，外交部内聚集了一大批留学欧美的职业外交家，他们了解世情、善于论辩、文辞精炼、谙于国际外交法规，他们应用他们的才智以及积累的一些外交技巧，开辟中国外交新的篇章，更新中国的以往外交形象，为了国家的利益赢得更多的机会。首先，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他们善于利用当时帝国主义之间产生的矛盾，特别是当时日美之间的矛盾，外交家们就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方针，灵活的外交与斡旋，主要是为了达到获得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同情，改善本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达到孤立日本国的目的，让日本接管山东的霸权阴谋失败。中国的外交代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理必争，在后期，由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很难协调，最终此策略不能奏效。其次，对威尔逊，中国外交代表提出了十四项原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不用秘密外交的第一项和主张各国对于一些殖民地要求应该公平调整的第五项，这两项都有很大作用，并在和会外交活动中利用这两项。在中日外交代表第一次正面交锋时，日本的外交就处于了被动的地位，对山东问题不愿意交主权到表示愿意交还，此外，在谈判中重大进步就是应用国际法，为中国的山东外交问题提供了一些法理依据。 　　关心国家民族利益和权益。顾维钧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但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十九世纪中下叶，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国只要求维护自己大国的形象和尊严权威，来满足他们自心的心理满足。不断放弃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而形成了一种胆怯自卑与骄傲自大的交错式的外交模式。在中俄外蒙交涉中，袁世凯曾指示中方代表团用“彼有实事，我徒虚名”的方式解决问题，　遭到大众人民的反对。巴黎和会中，中国已经从丧权辱国的徒有虚名时的旧外交方针转变到实事求是的爱国方针上来，在整个和会外交期间，中国的外交代表们一直坚持他们的立场，即使有退让的情况，也是没有失去原则的退让。中国当时的外交代表对于山东问题的外交处理，从签字到拒绝签字，　从直接归还到五国暂管，在原则范围内最大程度的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不受侵犯。顾维钧等代表在向政府引咎辞职的电文中感慨万千：“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更无外交之可言。”　中国的外交代表决然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既维护了我国的尊严，又保护了国家权益，又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 　　独立自主的倾向已渐显露。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