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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中国西部经济增长贡献度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等主流计量方法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 　　一、文献回顾 　　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中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问题尤为突出，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东中部地区支援西部及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以此来激励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随着西部经济的开放，各种市场元素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贡献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地区的贡献度及如何优化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来备受国内外学者们重视。Balasubramanyam（1996）从国际贸易政策的角度提出，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与实施进口导向政策的国家相比，FDI更有利于出口导向政策国家经济的增长，且FDI的产出弹性远大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产出弹性。Boreasetein（1998）从技术转移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1970～1989年6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投资，得出FDI推动了生产技术由工业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且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度远大于国内投资的结论。Laura Alfaro（2004）从金融市场完善度的角度出发，通过1975～1998年的跨国数据发现，东道国金融市场越完备，东道国从FDI中获益越多，且就东道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计算FDI与经济发展的净有效方法。 　　从最近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理论分析的基础侧重于对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检验的共同特点是构建一个扩大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模型中加入传统的FDI统计变量或其他辅助变量，以此来分析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陈浪南等（2002）运用传统上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以1991年为界限，1991年之前FDI对中国经济的年贡献率低于0.1 %，之后大约为0.5%。曹伟（2005）借鉴Shivas.MakkiAgapi Somwap的回归模型，从新的视角考察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FDI通过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傅元海等（2010）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外资企业本地化，技术转移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成正相关。鹏程、柳御林（2010）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外资对广东经济增长只具有短期效应，而外资对江苏经济增长却具有长期效应，提出了FDI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课题。 　　通过整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可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中国整体外资投入与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此基础上开始注重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微观领域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区域性的I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少，因此本文研究西部地区IFDI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试图在区域性IFDI与GDP关系研究方面有所贡献。 　　二、数据、模型与实证检验结果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期为1992～2012年。之所以从1992年开始，一方面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考虑中国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始于1992年。以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表示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来自西部地区各省市（青海、重庆、宁夏、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内蒙古、西藏、新疆）的国内生产总值加总。为便于比较和建模，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采用商品价格指数将GDP（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西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IFDI），用西部各省市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加总表示；IFDI 用当年美元平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值，同样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采用商品价格指数对IFDI进行价格平减。为消除异方差，将变量取自然对数值，表示为Ln与Ln。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西部地区相关省市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为最大化地消除经济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将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值，尽可能使其趋势线性化。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可以避免出现虚假回归而造成的无效结论。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假设序列yt服从p阶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