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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境顺应看《围城》中文化专有项德译 　　摘 要：顺应论作为宏观语用学的理论对翻译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其中的语境顺应理论尤其适合解释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的翻译活动。译者在处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时，可从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三方面顺应目的语读者所处的交际语境，选择了更符合目的语读者语用习惯和心理认知的语言表达方式，实现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顺应论；《围城》；文化专有项；翻译 　　《围城》是我国文学家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它以幽默讽刺的语言描写了中西方文化冲突下中国知识分子浮躁、迷惘的精神状态，成为再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人情的经典。小说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国家流传，先后被译为英、俄、法、德、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这些译本为西方的学者和读者开启了接触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 　　本文旨在以1988年由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及其中国朋友史仲仁合作的《围城》德译本为对象，通过例证，从顺应论中语境顺应的角度分析小说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总结出顺应论对于翻译文化专有项的指导意义，并提出可行的翻译方法。 　　1 文化专有项 　　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本质是将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语言意义和内涵再现于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的语言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上。 　　西班牙翻译理论家艾克西拉对文化专有项的定义是：“文本中出现的某些词项，由于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词或者与该词项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源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所谓有不同的文本地位，也就是因意识形态、惯用法或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价值。”（张南峰，2004） 　　由此可见，汉语中的文化专有项是这样一类词、短语、句子或者结构：它们承载使用汉语的语言群体所特有的文化，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体现该群体独特的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发展等。这些语言成分在非汉语语群中往往因文化的差异而缺乏对应项，构成翻译时的困难。如果单纯采用直译，一方面会使得文本上语义不通，另一方面则会超出目的语读者的心理认知，造成其理解上的障碍，使跨文化交际失败。从顺应论的角度看，这是交际者（这里指译者）没有恰当地进行语言选择、顺应交际语境的结果。 　　2 顺应论 　　顺应论由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尔索伦（Jef Verschueren）提出，他发表于1999年的专著《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标志着该理论的成熟。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并不是独立于语言使用者之外、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需要始终不断地顺应不同的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而语言之所以能够被选择和顺应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语言使用者在试图传达特定信息时可以进行选择的各种可能表达；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来完成；顺应性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各种变异可能选项中做出商讨性选择，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何自然，谢朝群， 陈新红，2007：70）。 　　语言顺应需要考察的四个方面包括：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过程和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其中，“语境”是指语言交际的环境，即与话语相互顺应的一切因素和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际语境（分为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及语言语境；物理世界指的是影响语言选择的时间和空间因素，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和社交环境对交际者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心理世界涉及交际者的认知和感情因素（何自然，谢朝群， 陈新红，2007：81-85）。具体结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则物理世界包括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等，社交世界分别涉及源语语言群体和目的语读者群体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习惯，心理世界则包括目的语读者的心理认知、经验、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等。本文将分别从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三个方面举例论证，《围城》的德译是如何体现译者对跨文化的交际语境做出顺应、帮助目的语读者在文化专有项的理解上建立语义连贯，从而实现交际目的的。 　　3 《围城》德译本对跨文化交际语境的顺应 　　物理世界，包括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等。 　　例：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钱钟书，2009：11） 　　译文：In China war die Hitze noch schlimmer als gew?hnlich. Sp?ter deutete man als Vorboten des Krieges - man schrieb 1937， das Jahr des japanischen Einmars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