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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决定因素分析 　　内容摘要：关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文献尚不多见。其实，在开放经济形态下，商品和资本的国际交换成为经济波动跨国传导的渠道，各国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可以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到关联于现实的论证。本文使用1991-2009年的跨国数据，采用CerqueiraMartins（2009）的方法测算了中国与23个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指数，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细致地检验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FDI则是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此外，无论是发达的贸易伙伴还是发展中的贸易伙伴，与中国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经济波动协动化程度就越强。 　　关键词：贸易伙伴 经济波动 协动化 　　引言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波动通过多种渠道实行跨国传递，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波动已不仅仅表现为各自内部的波动特性，而是日益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传导的协动关系。Dellas（1986）和 Canova（1993）的研究证实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波动越来越协同一致。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其中，对外贸易发展更是令人称奇，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38667.6亿美元，晋级为世界第一大外贸体。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期间，开放下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波动表现出显著的跨国运动协动化，这种经济波动协动化现象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中均得到验证。那么，影响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发达的贸易伙伴和发展中的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内在因素，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存量边际生产效率的冲击（Keynes，1936）和投资冲击（Samuelson，1939）。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外生的，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索罗残差）外生冲击的重要性（Kydland Prescot，1982??Long Plosser，1983）。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出，引起宏观经济扰动的是来自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经济中的摩擦和不完全性放大了这种扰动，干扰的根源是外生的，但也存在一些内生因素使波动加剧并使干扰的影响延续下去，其结果导致总产出与就业的波动（Stiglitz，1987；Mankiw，1989）。理论研究学者们对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和决定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概括起来有两种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商品贸易是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宋玉华、高莉，2007），在国际商品贸易渠道中，本国与相关国家贸易之间的贸易强度和贸易模式双因子决定了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协动化程度。FrankelRose（1998）、BaxterKouparitsas（2005） 通过实证研究解释了双边贸易强度是影响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主要因素；JAmbler， Cardia Zimmemann（2002）认为各国经济波动协动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产业内贸易的增加引起的。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Daniel，1981；FloodMarion，1982；Blankenau etc.，2001；CantorMark，1987；Stockman，1990），在国际金融交易渠道中，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双因子构成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JansenStokman（2004）；Wu et al（2009）证实了双边的直接投资成为比贸易更能影响国家之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因素；Jonathan Heathcote Fabrizio Perri（2002）对开放程度不同的金融市场进行了比较，发现国际货币借贷对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重要性。此外，对外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则会影响国家间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 （Imbs，2003；LeeAzali，2009）。因而，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相似性越高，经济波动协动化就越强（石柱鲜等，2010）。 　　然而，由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等的差异性，各国经济波动协动化的传导渠道和决定因素也就不尽相同，具有很强的国别针对性。如何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刻画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语焉不详。比较分析中国与发达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发展中的贸易伙伴间经济波动协动化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文献更是凤毛麟角。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现阶段中国的金融账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