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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农村女性反人文贫困路径思考 　　摘要：“贫困”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表现是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权利无法保障等“人文贫困”。我国是人文贫困最突出的国家，人文贫困指数排在巴西、印度之前，居世界之首。由于社会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女性“人文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制定具有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消除就业政策中的性别歧视、培育女性文化自觉、提升其主体意识等，是实现农村女性人文脱贫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社会性别；农村女性；人文贫困 　　收稿日期：2013-10-07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规划办专项研究项目“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研究”（13D009）阶段性成果；黑龙江省教育 　　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我国女性人文贫困问题研究——基于社会性别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东波（1965-），女，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工作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社 　　会工作。 　　一、社会性别内涵的逻辑演进 　　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研究中，性别包含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物性别指男女的自然性别，是用生物标准来确定的男性和女性，这种生物标准包括生理结构和解剖结构，生理结构主要指性染色体的差异，解剖结构主要是指性器官的差异。生理性别是人与生俱来的性特征，不因人的种族、民族、地域或国别而有所差别。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变迁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正是上述原因使得人们对生物性别内涵的理解意见一直趋向一致，然而对社会性别的内涵的理解则比较曲折。 　　《牛津社会学词典》对社会性别的界定：“社会性别关注男女之间由于社会结构性原因所形成的差别。”《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提出，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Joan·Scott）认为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利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1]社会性别不仅指个体层次上的认同和个性，而且指结构层次上的在文化预期和模式化语气下的男子气和女子气。 　　社会性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社会性和共塑性等特征。社会性别的历史阶段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对男女两性期待不同而导致的男女性别角色模式的不同；社会性是指不同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共塑性表明社会性别的形成不是某一特殊群体自发或有意识培养的，而是处于同一社会中的男女两性相互塑造的结果。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以上有关社会性别的描述却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有关社会性别的叙述不能揭示社会性别观念之所以被接受的根源。换言之，社会性别理论有关性别、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的描述只表达了明显的社会学“常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存在不存在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而在于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正是从这个关键性的质疑开始，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通过不断审视现实存在的两性世界，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逻辑出发点，提出一系列概念和社会性别范畴，形成了关于性别问题的新知识系统。 　　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反思表明：第一，社会性别意识和观念与其说是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上的客观认知，不如说是一种由历史过程建构出来的叙述，关于“男子气概”和“女人味”的种种描述和界定，是由大量的偏见和功能性的假设构成的；第二，关于社会性别和两性关系的历史叙述是由男性主导的，是按照男性世界的需要和为了维系男性地位而建构起来的；第三，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反映的是一种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实质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深刻地贯穿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家庭等一切领域；第四，社会性别理论的一大任务就是解构男性话语，以及由男性话语统治着的历史叙述，对男性话语主导的政治重新进行审视和界定，从而解构现实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重建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 　　由此我们得知，社会性别是婴儿出生后在家庭和社会中不断成长，在此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的作用而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社会性别不是固有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女性从出生之后就被置于与男性分离的社会和家庭制度环境中加以熏陶和训练，在这样的环境中女性逐渐适应了社会性别规范所规定的性别角色和地位，从事大量家务性工作，而多数女性承担的工作常常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