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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球有组织犯罪 　　国际毒品交易就是最明显的有组织犯罪例子。1988年，所有签署人在《维也纳毒品贩运公约》上签字，将“毒品贩运”定为非法。每年光是进入美国的可卡因估计就高达约600亿美元（约占全球贩毒的20%）。这是最难控制的交易：在阿富汗，1999年鸦片产量估计为5000吨，塔利班政府发布禁令之后，产量几乎降为零，但是在塔利班垮台之后，2004年又恢复到几乎相同的水平。玻利维亚于1998年也开展了类似的运动，要扫除1.2万公顷的古柯叶，但是最终同样没有用，因为实施运动的总统——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恐怖集团和贩毒集团”赶下台。在哥伦比亚，“左翼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右翼的”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都保持有大规模的古柯叶生产，拥有先进的工厂设备。尽管墨西哥毒贩占很大比重，但是这些资金大部分由哥伦比亚供应方留存，留在哥伦比亚之外。 　　在中亚，毒品交易从80年代开始迅速扩大。从80年代开始，阿富汗的苏联占领区开始了对海洛因的需求，海洛因来源于俄罗斯和中亚和已经系统展开的既定贩毒路线。根据国际麻醉药管制委员会的报告，2007年通过这些国家贩运的海洛因总计高达140吨（西欧的成交价值大约为80亿美元）。然而，在过去10年间，中亚各国报告的贩毒刑事检控数量却减少了。在土库曼斯坦，负责打击来自阿富汗的越境海洛因货物的地方边防官员发现，向他们发号施令的高级政治人物事实上是那些货物的幕后控制者。自从2003年掌权以来，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显示了更强烈的意愿，希望与正式国际反腐败倡议组织（例如《采掘行业透明倡议》）协作，但是没有迹象表明通过土库曼斯坦的贩毒规模有任何减小。 　　在塔吉克斯坦，埃莫马利·拉蒙总统从1992年开始掌权，长期内乱的结束让政府能够统一管理贩毒路线，确保法院案件减少。2008年，政府只缉获1.6吨海洛因，比2003年少3倍，在这期间阿富汗海洛因产量则几乎加倍。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份最新报告表明：尽管塔吉克斯坦缉毒率很高，但是根据专家和外交家的说法，毒品运营模式暗示：运毒者虽然被抓，但是大量货物却成为漏网之鱼。外交家认为政府与毒品???易高度牵连。 　　在吉尔吉斯坦，2005年的革命赶走了腐败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总统，但是毒品交易没有减少。2009年，生命权利组织，一个地方民间社会团体，声称36%的吸毒者直接从警察那里获得毒品。 　　证据是，中亚国家的政府将毒品贩运挪用做支撑他们政权并增加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的工具。这样的话，有组织犯罪和腐败便相辅相成：腐败的国家是有组织犯罪的沃土。 　　“非法交易”还延伸到人口贩卖。例如，1995年到2005年间，亚洲估计有3000万妇女和儿童被秘密贩卖。人体器官走私是一项独立而繁荣的交易，活人和死人的器官都可以卖很高价钱。有迹象表明，2010年角膜交易的单价大约为5000美元，肝脏价格大约为2.5万美元，估计全球交易额约为750万美元。由于大多数最终购买者都来自高收入国家，产生的收益留在了“捐赠者”国家之外。 　　小型武器的国际交易已经确定数量并有文件记录，2012年很可能会产生新的《国际小型武器条约》。各个国家的武器工业支撑着世界上的小型战争。在名义上管理交易的出口许可证被颁发给第三方和代理人，他们将武器从名义目的地重新分配到真正的目的地。最终客户和用户通常是非政府民兵组织，例如索马里的海盗、泰国的“泰米尔之虎”、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塔利班组织、东刚果民主共和国民兵组织，还有印度的纳萨尔派组织。付款的时候，很可能是通过矿物和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多级交易。这种来源正式但是购买目的却是“非正式”的交易总价值达3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引导入保密管辖区。 　　虽然有组织犯罪交易的产品往往属于一个有限范围之内，但是组织特征却是各不相同。在墨西哥，2010年有3个主要的贩毒集团和几个零散的组织；在中国，6个老牌的“黑社会”组织中，有5个基地在香港；在尼日利亚，有一系列的种族帮派，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在毒品和金融欺诈方面与国际联系密切；在阿尔巴尼亚，据报道有15个主要的“家族式黑手党”，到2010年为止，他们是进入欧盟的大部分毒品的罪魁祸首；在美国，有25个主要的“黑手党”家族，其国际联系也很密切。他们的一个明显共同特征是，为了建立他们的经济力量，不惜违反法律和使用暴力，尤其是谋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了隐藏和掩护财富，不惜采用合法以及不合法的渠道。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有组织犯罪与政府人员联系密切，有时候实际上控制了政府。首先，有些国家存在这样的背景：独立犯罪集团长期存在的历史对国家有深刻的影响。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是西欧最著名的例子。 　　在日本，“黑帮”的重大影响已经存在多年。虽然日本“黑帮”是独立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