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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叙事艺术赏析 　　[摘 要] 一般看来，电影《匹夫》情节夸张、风格怪诞，是一个失败之作，但本文从一种现代写作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该片讲述的看似是一个草莽英雄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其实作者在叙述这个故事的同时，也正在讲这个叙述的过程，也就是写作的过程本身，因此这是一个关于写作本身的故事。循此思路，本文对影片得出了全新的判断和解读，以深刻的阐释揭示了影片的叙事艺术魅力所在。 　　[关键词] 《匹夫》；读者与作者；写作；自指性写作；语言 　　现代文论认为，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有趣的权力游戏关系，读者与作者对于作品都有某种阐释的话语权，而且他们都力争这种阐释的权威性。如果作者的用意每每被读者轻易猜中，这往往意味着作品是平庸而没有新意的，这对作者自然是很大的打击，但对读者却是成就感的体现。所以，这种较量逼迫作者不得不在构思、写作中采用一些伪装、欺骗、伎俩、疑点；但好的作者却不是一味简单地捉弄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说谎的快感，好的作者使用这些技巧的目的是产生一种诱惑。诱惑的含义是我虽然很想最终给你某种东西，但我不让你轻易得到，而是设置障碍，不断推迟得到满足的时刻。于是，这种读者与作者之间解读与反解读、诱惑与反诱惑的游戏关系，就构成了现代作品艺术魅力的内在成分。 　　青年导演杨树鹏的《匹夫》在2012年4月份上演，据说票房不超过2 000万。网上虽然对该片有不少力挺，但反对的方面也声势强大，并且提供的证据似乎不容辩驳。比如，在豆瓣网的一篇影评中，作者这样写道：“《匹夫》试图走一条最炫悍匪风的商业类型风格路线，初看似面熟，猜其移植过无数现成文本……所有文本的混搭使得影片的风格趋于怪诞，价值观含混，人物性格不突出，群戏失控，叙事严重脱节……”① 　　相信这样的评论在广大观众中很容易产生共鸣。初看之下，《匹夫》的确容易引发人们的如上指责，它的败笔似乎太过明显了。单就叙事方面而言，高栋梁的真实身份为何？他为何要处心积虑行苦肉计劝说方有望打日本鬼子？故事开头他在姥姥坟前郑重其事地说：“今儿我要办一件大事，等事儿办好了，我再回来给您磕头。”这件事是不是指打日本鬼子这样的民族大义？如果说是的话，那么片中纳降日本工程兵，挖地道混入日军司令部，绑架日本亲王到日本索要赎金……类似的情节显然太过幼稚，太过虚假做作，建立在这样戏谑化情节基础上的叙事效果可想而知。况且全剧结尾高栋梁那段似是点睛之语的话：“我也不知道我怕不怕，我只想办成这件事情，不管它有多难。我也想让你们记住方有望和他的匪帮，记住那些没有名字的名字，没有面孔的面孔。”这段话似乎大有深意，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那个本来就立足不稳的民族大义的主题意旨，实在使人感到纳闷不解。难怪豆瓣网那篇影评的作者说：“一切解释也是含混的……缺乏人物叙事动机……‘匹夫’二字究其为何，通篇没有告诉大家……自始至终他们在干什么，观众是蒙在鼓里的……” 　　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一部因作者能力限制而产生的失败的作品呢？相信不同的读者有他自己的看法。我考虑的是，作品的疏漏固然是常见的、难免的，但如果一部作品中出现了过多的、过于明显的疏漏，那么这会不会恰恰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呢？是不是作者故意卖的破绽引诱我们进入他的叙事圈套呢？无论如何，在看完《匹夫》一片后，我的感觉是，这是一部值得深思玩味的作品。 　　在提及现代叙事的时候，詹姆逊曾精辟地指出过形式主义等现代文论给作品带来的一种全新理解，他说：“一部作品只是看上去有指涉物，或只是想要有一个确定的内容。其实它说的只是在作品得以构成的特定的情况下或形式问题中作品自身的形成或自身的构造。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本身倒是形式主义方法投射出的一个视觉幻象。”②詹姆逊所指出的这种批评现象，业已发展为一种写作方法，对现代写作的影响十分深远。比如，当代诗歌中就出现了一种“诗歌写诗歌本身”“语言说语言本身”“语言说话”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毛靖宇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语言论转向”研究》中曾做过专门的讨论，称此类现象为一种语言或写作反身自指的“自指性写作”现象。③从这种理论的角度看，《匹夫》是否也可能是一部具有反身自指性质的电影呢？也就是说，它看起来是一部草莽英雄劫富济贫打日本鬼子的电影，其骨子里却是一部关于写作本身、关于语言本身、关于现代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和应对的电影？在这里，本文将从这种理论的角度对这部电影进行一番尝试性的解读。这种解读未必就是导演，也就是作者的本意，但我相信，无论如何，在读者与作者的互动阐释关系中，一种严肃的解读都将为扩展作品的内涵与魅力提供启思。 　　首先，我想来分析一下在影片开始大约13分钟处出现的一个意象：匪帮们的“地洞子”。这是本片的一个重要意象。在影片开头的大约10分钟之内，穿插跳跃着交代了日本鬼子、土匪、“我”等多头线索，这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