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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特点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地位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导论》《康乾盛世》《因革之辨》等。 　　《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在史学界的地位极其重要。今天，我们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部著作。 　　一、一部作者用生命谱写的不朽史作 　　《史记》的原名叫《太史公书》，称作“史记”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其实，“史记”在该书的正文中出现过多次。如《太史公自序》中就有：“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就是对历史的记载。用“史记”称谓这部著作是很贴切的。 　　《史记》共130篇，每篇一卷，也就是130卷。《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从《太史公自序》可知，司马迁已经完成了这部书，他详细地列出了各篇的题目和提要，并说出了该书的字数和书名。他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司马迁意在将之“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迁在世时，没有公开这部书。在他死后多年，也就是在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夏阳，就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溯了自己的家世，意在表明自己出身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史官世家。但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父亲司马谈。此人学问渊博，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有志于撰写一部历史巨著。司马谈大概有不少的著作，然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被他儿子收录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论六家要指》。司马谈活到中年，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可谓是赍志而没。他因患病不能随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滞留于洛阳。此时，出使西南夷的司马迁正好归来，遇上了他。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祖先曾是太史，记载、保存历史是我们的天职。如今我们生逢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能看着历史消亡。我的心愿你是知道的，你要代我实现这个心愿啊！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保证说，儿子虽然不聪明，但一定完成您的未竟事业，决不怠慢，使之阙略。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 　　撰写《史记》，并不是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职责，而是他的个人行为，是他继承父志、完成父业的史学实践活动，也是他们父子二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反映。当时太史令的职责是掌管天文历法，负责管理国家图书、档案和各地上交的文书资料。记事修史虽然也是太史令的职责之一，但不是主要工作。司马迁正式动笔写作《史记》的时间是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但就在写作还在进行的时候，他遭遇了一场大灾祸。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言获罪，他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辩护的话，本来是想宽慰一下焦虑不安的汉武帝，没想到却惹怒了他。司马迁被捕入狱，最后以“诬上”之罪被判了死刑。按照汉朝的法律，死刑一是可以用钱赎，二是可以用宫刑代替。司马迁家贫，拿不出这笔赎钱，亲戚也不帮忙；平时的朋友这时唯恐被牵连上，不但不为进言，还躲得远远的。司马迁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在死刑和宫刑之间做出选择。宫刑是对人的最大侮辱，如司马迁说的：“诟莫大于宫刑”“最下腐刑，极矣。”最后，司马迁选择了宫刑。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在给朋友任安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积蕴心底的冤屈：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没有完成《史记》即伏法受诛，就如九牛失掉一毛，其生命价值与蝼蚁无异，“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也就是说，为了完成《史记》，他宁可接受宫刑。 　　《史记》问世后，很快引起关注。由于它只写到汉武帝，且有十篇有录无书，许多著名学者续补之。《史记》是中国史学的瑰宝，是司马迁用生命换来的。伟大的著作往往凝聚着作者的泪和血，充满悲剧的色彩。司马迁的不幸，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他对历史的体察更加准确，《史记》的思想深度也因此更加深刻。历史地看，这又是不幸中的大幸。 　　二、《史记》的特点 　　作为一部伟著，《史记》来之如此不易，那么，它有哪些成就？有何特点？对此，我们可作如下的归纳： 　　1. 空前规模的巨制 　　《史记》的字数是52.65万字。这是从远古到司马迁时代，字数最多的一部著作。《春秋》，一万八千字左右；《左传》，十八九万字。司马迁在书中所提到的书籍，如《战国策》《国语》《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没有一本在分量字数方面能够与《史记》相提并论的。所以，它是空前规模的大著作。此外，它在体裁的严密、记述内容的丰富等方面，也是此前史书所无法相比的。 　　2. 大一统时代的产物，具有恢弘的学术气象 　　《史记》是社会大一统局面下的产物。西汉经过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至武帝已达到空前强盛的时期。这样的社会环境，对撰写历史巨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为史学家写作历史提供了资料的便利。汉初曾废除私书之律，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天下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