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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符号翻译艺术研究 　　摘要：将《桃花源记》的文字翻译成英文，属于语际翻译。对该作品通过影像与绘画进行“变”、“易”，用非语言符号解释语言符号，属于符际翻译。语际与符际翻译发掘了源语文本的经典性与可译性，使《桃花源记》通过多模态叙事而在异域寻求到来世，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示范。 　　关键词：文化符号；艺术作品；《桃花源记》；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影像；绘画；艺术传播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北宋高僧赞宁对翻译的阐释，耐人寻味。所谓“翻”，“翻也者， 如翻锦绮， 背面俱花， 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①所谓“译”，“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积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 而辛芳干叶无异。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树， 即东夏之杨柳， 名虽不同， 树体是一。”② 有学者据此认为，译，象也（仿象，象似）；译，易也（交换或交流、改变、变化）；译，化（转变）也。③可见，翻译在于借助“易”的手段，实现“通”的目的；“翻”与“译”，都是通过符号作为中介的。 　　雅各布森将符号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与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④。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变说法”。语际翻译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这就是通常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符际翻译则是通过非语言符号解释语言符号。据此，将古汉语“易”成现代汉语，属于语内翻译；将汉语“易”成英语，属于语际翻译；将语言“易”成符号，属于符际翻译。本文以《桃花源记》为例，侧重探讨语际与符际两种翻译类别，以观察“易”的艺术效果。前者指汉译英的文字层面，后者则指影像与绘画方面。 　　一林语堂、方重、罗经国、孙大雨、汪榕培、A. R. Davis、J. R. Hightower、Rick Davis 和 David Steelman等翻译家都英文翻译过《桃花源记》。这证明了《桃花源记》的文学魅力，证明了翻译家让经典走出去的价值取向。重译的价值表明，对文本理解的逻辑正确以及表达的得体全面，因翻译家个体而存在差异，不同翻译家的译作如同展开的层层锦绮，相得益彰，各放异彩。尽管翻译研究领域先后出现了语言转向与文化转向，由关注文本内的语言层面而扩大至文本内外所涉及的文化层面，由文本翻译的生产更多地兼顾到译本的接受及其产生的影响，但是无论是生产还是传播、接受等环节，文本是中介，文字是载体，这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桃花源记》的英译研究，仍必要从传统的文字翻译的视角切入，继而再扩大翻译的定义，研究由语际而延伸至更广泛的符际层面。《桃花源记》标题的英译值得玩味。包括林语堂在内的“本土”翻译家，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对“桃花”意念重生，譬如，人面桃花、桃之夭夭、桃灼呈祥，等等。对桃花的这些积极意义的前理解，符合《桃花源记》的文本语境，因而翻译家们将“桃花”一律译为“peach blossom”，不会引起任何歧义。但是，对“源”的英译，则产生了很多分歧，有林语堂的“colony”，J. R. Hightower、方重、罗经国的“spring”，A. R. Davis的“source”，孙大雨的“visionary land”，Rick Davis和David Steelman的合作译文中，则将其译为“Shangri-la”。是否可以认为，spring和source视“源”为“源头”，colony视“源”为“田园”（a territory distant from the state having jurisdiction or control over it），visionary land与Shangri-la与“田园”意思更近，但都有了浪漫色彩。尤其是Shangri-la，不仅使译文靠近其读者，在读者心目中产生美好的意象，而且强化了《桃花源记》的乌托邦色彩，是文化翻译的典型例证。《桃花源记》的叙事始于“晋太元中”，神奇之处在于，桃花源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寥寥数语中，朝代更替，别有洞天，将“时空”与“虚实”巧妙结合，将武陵人的遭遇——误入桃花源、享受桃花源、惜别桃花源、重觅桃花源，自始至终都置身于一种幻境之中。然而，若使译文读者享受到这种晃世的感觉，对“朝代”翻译的处理还是值得烦神的。客观情况是，除了林语堂外，其他中国译者似乎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此处翻译存在的“陷阱”可能导致译文读者接受与反应的“障碍”，因此众多译者对朝代仅用音译处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