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榆林同共和国共成长(原创).docVIP

榆林同共和国共成长 ——明天会更好 09级思政本 张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四个月，也就是1949年6月1日，塞上古城榆林，也就是我的家乡和平解放，获得了新生。榆林地处大漠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东扼山西，西通宁夏，南蔽关中，北控黄河，就是这样的环境，地理优势，造就了榆林在中国历朝历代的重要地位。九边重镇之一。榆林含括12个县，12个县各具特色。榆林又称“驼城”，就是一个县具有蒙古风貌的古城。 榆林的成长时时刻刻与共和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前，榆林政治经济文化落后至极。我就建国后一领导的命运经历来告知榆林是如何落实和发展国家政策，响应国家号召的。 壬彦成，出生于榆林米脂县文渠乡的一个贫农家庭。年幼时，他看着地主阶级酒池肉林，花天酒地，而大多数人却饥寒交迫，食不果腹。他痛恨万恶的旧社会，盼望曙光的照耀，早日翻身。在陕北闹红，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影响下，他像其他人一样参加地下工作。工作成绩显著，曾任民丰区区委书记，参加过土地革命，让人民实现“有天可耕”的愿望。 在1947年沙家店战役前，彭德怀需三天粮草，他立即响应调运。这也就有了柳青小说《铜墙铁壁》及《沙家店粮站》中的主人公金树旺的现实模型。这是革命战争时期一个典型人物，榆林人民参军者成千上万，还有不少的人为家乡的旭日成为了英雄烈士。 解放战争胜利全国沸腾，开国大典的举行，中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政治、经济等各项事业待于整顿发展。榆林人民也不停歇，但是由于经济的过分落后，发展却止步不前。随着共和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党内出现了不稳定因素。“胡风案”的发生影响的全国各地，榆林地区也不例外。在1957年8月下旬榆林开展了反右斗争，由于反右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造成全区492名知识分子和党员被划为右派，就这样，榆林地委第一书记仍给各县发定指标，要求在领导层至少再定两个“右派”，其他各县超额完成，只有米脂完不成。领导责备时他说：“我不能乱搞‘右派’，有人虽有点言论，但不能断章取义，这人的本质还是好的”。领导干部一致认为壬彦成反潮流。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谁有这样魄力真是少见。其他县任务的超额完成，错乱的划分“右派”顺应了当时共和国的整体发展状况。榆林市共和国的一部分，跟着党政方针走，可以说是个“乖孩子”。 反右斗争还未平息，1958年8月上旬，榆林地区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大跃进”中，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全盘区泛滥起来。“赶超英美”“肥猪赛大象”等一系列迅猛发展。钢铁厂肆意建立，我奶奶曾讲，家里穷的只剩锅，没想到锅还被拿去砸的炼钢。在榆林米脂县壬彦成不搞浮夸风，按实际收入情况上报粮食产量。这一举动全国轰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用核桃大字做标题，点名批斥“米脂县粮食产量为什么上不去”，壬彦成及不少被视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受到严重批评。甚至有人画漫画讽刺；人家坐火箭放卫星，壬彦成穿大挡裤骑倒驴。当时，说实话就相当于不配合工作，按实际就是被讽刺对象被批评对象。就因为说实话壬彦成被调到榆林最贫困的县—佳县。 共和国在内外的压力下，艰难探索前进着，在途中思想政治错误不可避免，但严重的脱离马克思列宁思想，错误的认为矛盾引发的问题是不看目睹的。 1966年10月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玉林一些人响应改策，不少人成为走资派。1969年2月6日，时值大年初一，在榆林“反派”搞了“黑帮大示众”，地县28名领导干部被揪斗游街。这场面在举国各地随处可见。壬彦成也在其中，他多次被批斗，他回忆说：“那真是写不完的检讨啊，请不完的罪”他算是幸运的，没有被折磨致残或致死或精神崩溃或自杀。这样的人是屡见不鲜。 曾有乙榆林人在解放初期;他修水渠，栽旱柳，种沙蓄，养牛羊发家致富，在家乡人看来堪称楷模。可在反右斗争中，一切都充公了，毋庸置疑他变成了“搞资本主义”，到了“文革”时期，境遇更惨，他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高帽。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精神崩溃，疯疯癫癫的死去。 陕北民歌有一首《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佳县的李有源对共和国建立初期及见过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好政策下的星魂生活的表达。陕北民歌是喜怒哀乐任何一种情感的表达形式，但是自“反右”斗争至“文革”时期，唱歌不敢，表达不满更不敢。 李有源大儿媳曾说：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后来就不行了。她曾在大队盖上公章要饭。王家湾高文秀老汉曾是毛主席的伙夫，他说：“毛主席在这儿的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一大二公”弄得百姓连饭也吃不上。榆林的一农民这样评价人民公社制度：多少年来，公社制把俺们像牲口一样牢牢栓在槽子上，拴在槽上也就罢了，还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