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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关系 作者：沃尔特 【内容提要】政策制订者们很少关注国际关系中大量的理论文献，许多学者似乎也没有兴趣去从事与政策相关的研究。这些趋势是不幸的，因为理论是治国之道的基本工具。许多的政策辩论最终依赖于相互竞争的理论视角，而依赖于某种伪理论或有缺陷的理论，则会导致重大的对外政策灾难。就诊断事件、解释其原因、做出回应以及评估不同政策的影响而言，理论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不幸的是，当前主导学术界的诸规范和动力使得许多学者不愿从事有用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只有学术共同体开始更加重视与政策相关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才可能缩小。 【关键词】政策相关性 学术界 政策评估 预测 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关系教授 一、引 言 假如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尤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政策制订者来说具有很大的价值，那么，那些因对外政策行为失误而受到指责的人，也许现在的处境要比以前会更好一些。更多的学者正在研究这一课题，更多的理论被提出来接受检验，学术成果的出路也在不断拓宽。[1] 对能够帮助政策制订者设计有效解决方案的强有力理论存在需求，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单极世界出人意料的出现、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迅速扩张、由失败国家和全球恐怖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人权议程的演变、民主的传播、对全球环境的关注、非政府组织地位的日益突出，凡此种种，给政策制订者们带来了诸多的难题，并由此呼唤着新思想的出现。这些现象——还有其它许多现象——都是学术探究的持久课题，人们也许期待着政策制订者们会怀着渴望和欣赏的心情去利用这些研究成果。 然而，尽管存在着对当代国际难题提出卓有见的建议的需求，而且也存在着倾注精力去研究这些问题的努力，但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贡献表示不满的情形也长期存在着（Morgenthau 1958, Tanter Ullman 1972）。根据前外交官戴维?纽森（David Newsom）的看法，“当今大多数（有关国际问题的）学问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要么无关紧要，要么难以理解……它们大多还局限于深奥的学术讨论范围之内”(Newsom 1995-1996, p. 66)。另一位观察者称，“对国际关系有更多的了解并不能显示出知识的深厚。它的从业者不仅被从事对外政策的官员们所完全忽视，而且还常常遭到学术同行的轻视”(Kurth 1998, p. 29)。经验丰富的美国政治家保罗?尼采（Paul Nitze）把理论和政策描述为“一个整体的不同和谐方面”，不过他也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政治学’的名目下由美国人所撰写作和传授的东西……在对实际的政策行为进行指导方面，如果说没有产生副作用的话，也是价值有限的”(Nitze 1993, p. 15)。类似地，乔治指出，“当我使用‘理论’这个词的时候，政策制订者们会露出疑惑的目光”(George 2000)。这种难题并非仅仅存在于美国，正如一位英国外交部门的首席检察官评论道：他“不能肯定国际关系学科——如果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学科的话——对制订和管理对外政策的实际日常工作有什么帮助”(Wallace 1994)。 对理论的轻视也反映在那些执行对外政策的组织部门中。在许多国家,尽管的确有学者在对外政策制订圈子里工作，但是精通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几乎算不上是供职的一个先决条件。比如在美国，没有像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均由经济学博士所组成）那样的对外政策机构，一名有造诣的国际关系学者，既不一定也不足以被提名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其它类似部门工作。[2]相反，资深的对外政策制订者更有可能因为其个人的才智、忠诚以及/或者熟悉某个特定地区或政策领域的知识而被选用。也没有很多证据表明，政策制订者们会系统地关注有关国际事务的学术著述。 对这种国际关系学科影响有限表示不满的情形，刺激产生了一些为数不多但日渐增加的文献，这些文献谋求把理论世界和政策世界重新联系起来(George et al. 1971; George Smoke 1974; Feaver 1999; Hill Beshoff 1994; Kruzel 1994; Zelikow 1994; Lepgold 1998; Jentleson 2000, 2002; Lupia 2000; Nincic Lepgold 2000; Lepgold Nincic 2001; Siverson 2001)。总的看来，这些著作强调了以下几个核心主题： 首先，这些文献发现，在国际关系的学术理论和对外政策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大多数这方面的著作对这种状况表示惋惜，并且提出了各种补救措施去纠正这种状况，当然，也有少数作者警告说，过多地强调“政策相关性”可能是有害的(Hill Beshoff 1994, Stein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