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号子”治理问题.docVIP

简析“号贩子”治理问题 　　论文摘要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号贩子”昧着良心垄断专家号，给真正需要看病的病人造成了重重阻挠，让本已忧心忡忡的病人家属心力交瘁。治理“号贩子”，中国面临法律缺位，执法部门理不直气不壮，极大的打击了公安机关执法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国家，社会，医院多管齐下才有可能撼动“号贩子”生存的灰色土壤，扭正中国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论文关键词 “号贩子” 票贩子 打击治理 法律 　　一、谁是受害者 　　号贩子开宝马，老教授却遭打。开宝马倒号的“英雄”不知出处，遭打的却是协和医院周末坚持出诊的老教授。伤害的不仅仅是医生，更是社会大众对悬壶济世的大夫的美好期望。不是社会物质了，就没有好心人，也不是社会物质了，就没有好医生，只是社会在一点点扼杀他们的生存空间。“号贩子”便是凶手之一。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穿白大褂，他们按照既定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候诊，他们被告知20个号已经挂满，有可能需要加号，他们打起精神准备迎接二十多位疾病缠身的可怜人，但，他们苦坐了一天，却只有零星的一两个病人前来看诊。他们是被“票贩子”放鸽子的医生，他们更是全中国最缺的优秀资源，有多少被“天价”买号费阻拦在医院大门之外的患者需要他们的望闻问切？当农民工在风雪里排队买票的长镜头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心里，那些不眠不休的病人家属深深凹陷的眼窝会不会也让社会痛心呢？ 　　二、“号贩子”治理难，难在何处 　　说到“号贩子”的治理，就不得不说一说“票贩子”的治理问题了。“票贩子”的治理问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提出来了，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二）倒卖车票、船票、文艺演出或者体育比赛入场票券及其他票证，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但“票贩子”问题更广程度上引起社会关注却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90年代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主要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对外开放从沿海向沿江、沿边、内陆省份推进豍。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队伍迅速壮大，“票贩子”的社会危害性显现得更加明显，这样的情况下，光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于是1990年制定《铁路法》的时候，规定将倒卖车票行为纳入了投机倒把罪的范畴。1997年《刑法》实行后，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设立了独立的倒卖车票、船票罪，涉票案件的起刑点分别是经营额5000元以上，或者赢利额2000元以上。2006年三月起，《治安管理处罚法》实行，第五十二条规定对票贩子进行了规制。除此以外，《铁路法》《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也对票贩子问题给与高度重视。 　　在有法可依的的背景下，惹了“铁大哥”的票贩子至今仍然屡禁不止，那么“号贩子”呢？治理难度可见一斑。警方认为，由于目前国家没有相关的法规处理医院内的炒号行为，所以只能对“号贩子”口头教育，然后就放人。因此，“号贩子”自然乐于“潇洒一贩”。豎“号贩子”难与治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法律法规没有对打击“号贩子”做的明确规定，虽然网上有不少人赞同对“号贩子”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但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各方适用必然不一致。更导致警方大量抓人，大量放人的困局。东城警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东城警方抓获的458人次医院“号贩子”中，只有66人被治安拘留，其余都被释放了。 　　三、对症下药之我见 　　（一）遏制“号贩子”生存土壤——医疗资源协调分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认为，导致“号贩子”猖獗的根本原因，便是医患之间供求矛盾的突出。“号贩子”之所以有利可图，根源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最优秀的专家、最先进的器械、最充足的医药，几乎只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的城市医院中，这自然就为“号贩子”的生存提供了土壤。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把“号贩子”抓尽，还是有一亿人得不到专家服务”豑的言论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供小于求和优质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大城市大医院的门庭若市，小地方小医院的门可罗雀，在这样的情况下，“号贩子”这群群具备商业头脑又抓住法律漏洞的人便深深扎根于优质医疗资源供小于求的的土壤，利用社会大众对专家的信任心理，大赚黑心钱。从一开始一人排队挂数号到现在的雇人排队垄断稀缺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老古话在暴利的面前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医疗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某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但如同“票贩子”问题一样，韩国，日本，印度，泰国同样有着类似“春运”的特殊时节，但“票贩子”（scalper）却仍是中国的特有词汇。豒优质医疗资源的不足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