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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研究的一种“范式” ——论《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作家研究的意义 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宋代文学的研究似乎偏于冷落，但苏轼研究却是这冷落一域中的“显学”。而在这“显学”中，朱靖华教授的苏轼研究又成果卓著，且独具特色，不仅对苏轼研究，就是对古代作家的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朱教授的《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以下简称《论集》）可以说是他诸多学术专著、论文精华的凝结。《论集》主要分为《苏轼论评》、《唐宋文学篇什》、《中国文学史研究》、《教学理论篇什》四个部分，其中又以《苏轼论评》一部分收录的文章为最多（约占全书三分之二）。这些文章论断精辟、理富文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书中苏轼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为学术界研究苏轼提供了许多可以参考的经验。具体地说，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学术论文为东坡作传”。 古代作家传记、评传的大量涌现，在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这些作家的喜爱，这固然是可喜的。但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一些作品虽然也试图把传主的形象、性格真实地再现出来，但是由于传记等文体本身特点的局限，这类作品往往容易走入两个“误区”：一是在传记中追求面面俱到而造成不深刻、重点不突出，更像是一份“记账”式的简历；另一种则是由于过于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而造成传主形象的“失真”，把作家传记写得更像是一部小说。朱靖华教授“用学术论文为东坡作传”的作法成功避免了上述的不足，从而达到了不是传记却胜似传记的效果。通过阅读《苏轼论评》的九个部分，读者可以较为全面地认识苏轼思想、经历以及诗词文创作等各个方面，这比读专门的传记更为“实惠”。 第一部分《总论》是对苏轼的概括性介绍，同时也是后面八个部分的基础。这部分收录了五篇文章。其中《苏轼传论》对苏轼的一生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这是认识苏轼“是旷世无双的全能文士”的基础。《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一文写作时间较早（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其写作目的是针对有些人说苏轼是“典型的投机派”、“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手法”、“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等谬论为苏轼“辩诬”。但可以肯定本文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其“辩诬”的功能，而是在于真实地分析了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一系列事件中思想态度的发展变化。这篇文章应该与紧随其后的《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结合起来看，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苏轼思想变化的始末。苏轼之所以要“反对”新法，是因为他看到了新法的诸多弊端，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为了恢复“祖宗之法”，对新法“务尽去”的做法也是苏轼所不能接受的。因为王安石的新法在很多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苏轼只是要反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而不是要彻底废弃新法，他要“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就是为什么苏轼后来又受到“旧党”排挤的原因。通过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思想的比较，这里面的复杂关系便一目了然了。 第二、三、四部分分别是对苏轼诗、词、文创作的研究，是苏轼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中《诗论》部分选取了苏轼诗议论化、理趣化、“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苏轼的诗风、和陶诗等特点加以论述。《词论》部分主要围绕苏轼对词史的贡献进行论说，对苏词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梳理。《文论》部分则是以苏轼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为核心，把苏轼在宋代散文发展中的贡献展示给读者。另外，还对苏轼非常著名的前、后《赤壁赋》的题旨进行分析，让读者在看到这两篇赋形式之美的同时体会到它们的内蕴之美。 《思想构成论》部分重点就苏轼思想“自己构成自己”这一特点加以分析。苏轼在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影响下走出了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思想道路。他的这种“自己构成自己”是由他的“野性”个性、“实用”、“高怀远独”和“高风绝尘”的人生审美理想几个要素构成的。苏轼思想“自己构成自己”经历了集构阶段、解构阶段、建构过程三个阶段。文章指出他建构起的自由自适的思想体系是由“思无邪”和“无待”两种理论构建起来的超越性人格的体现。 苏轼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与苏轼的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苏辛词派”的出现也是苏轼对词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影响论》部分所收的两篇文章正是针对苏轼词在这两方面的影响而论的。《行踪论》部分则对苏轼在密州和儋州的思想、经历以及功业进行研究，从而把苏轼一生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梳理清楚。《苏轼研究论》和《史迹考论》两部分收录的虽然都是一些“边缘”性的内容，如序言、书评、研究综述、史迹考证等，但也都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苏轼研究的内容，学术价值同样不可小视。 这九个部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样的研究对于校正当下浮躁的研究风气应该说有莫大的好处。学术研究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中国古代的作家研究也是这样，只有将其方方面面都研究到了，才能得出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