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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岁生日聚会讲话稿　XX年2月27日，xx“长城脚下公社”，“温门”弟子数十人聚会，为我庆生。我在会前准备了发言稿，但到了长城脚下，大家太兴奋了，以至乱了“章程”，我也就没有机会发表感言。又一年过去了，翻出这份发言稿，很有些感触，特发到师门的微信圈上，留作纪念吧。XX年2月12日 　今天我们在这个美丽而特别的地方——长城脚下聚会，应当感谢活动的组织者，包括李宪瑜、赵婕、姜涛、杨天舒等同学。感谢所有前来参加聚会的同学，你们的家人和孩子，特别是那些专程从外地赶过来的朋友。你们的到来，很快就驱散了这京郊的寒冷，让这次活动成为欢乐的“嘉年华会”，同时又是充满家庭式温馨气氛的聚会。这将给我和我们一家留下深刻的记忆。人生七十古来稀。虽然对“老之将至”早有思想准备，慢慢老去也就逐渐习惯，但真的走过“古稀”这块界碑，留心思量，还是有些惊悚和震撼的:我这就到了古稀之年？ 　所谓“古来稀”这句话，原是对老者艰难迈入高龄的一种羡慕和赞许，但现代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七十岁应当不再是稀罕的年龄。只不过想到自己已一脚迈进“古来稀”，难免就唤起 　“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与无奈。我本来不太想过生日的，你们却那么热情策划了这个有趣的聚会，冲淡了我的无奈，带给我欢乐和前行的力量。的确要好好谢谢你们。 　我想聚会总的说说话，就“正式”一点，写个发言稿，让自己简单回顾了一下过往的生活。 　我这几十年都做了哪些事？主要是三方面的事。 　一是学术研究，从1970年代末开始研究现代文学史，主要研究文学思潮与批评，也研究鲁迅等作家作品，甚至还参与过比较文学学科最初的创建活动，这些年又兼顾语文教育和“文学生活”的研究。关于现代文学方面，自己是尽了力的，出了十多本书，写了200多篇，汇集起来，恐怕也有上千万字。有的著作在学术界赢得过好评，重印率较高，得到许多奖励。但说实在的，真正放开来写、自己又满意的不多。比较而言，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写的一些论作，是有较多的生命投入的，也写得比较认真。后来越写越多，名声好像越来越大，反而不如当年的纯粹。大概XX年前后，我写过一些学科批评，批评现状，同时也是反思自身。我以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太小，人满为患，很难做出有价值的成果。我对人文学界的状况不满意，对自己的这方面的成绩也不满意。 　最近十多年我部分精力转向语文教育，希望能结合自己专业，做一些比较实际的有价值的事情。我在北大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带领北大十多位教授与人教社合作编制高中语文教材，主持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及现在正在主编的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部编本），都花费相当多精力。这些事情很有意义和价值，但和个人化的写作不同，要受许多非学术因素制约，要做好做成功，不能只靠个人力量，难度极大。我至今乐于在这方面多做点事情，但遗憾的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投入，也未能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一些扎实的成果。至于“文学生活”调查，是我提出的一种理论构想，这些年申请了一个国家重大课题，主要在山东大学那边展开（在座的邵燕君也参与其中），这肯定也是有意思的研究，有许多题目可以做，目前还只是开头。关于学术方面的工作，大致就这样。我对现状和自己都不太满意。 　第二方面，就是教学。我在北大任教30年，讲过十多轮基础课和多门选修课。现代文学基础课是最早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的奖项的，这门课从课程设置到教材建设，我都出过不少力。我还担任过83级班主任。我和学生混得很熟，这个班出过不少拔尖的人才，我为他们骄傲，也感到当老师的成就。我还指导过31名博士生（其中北大的26名，山大5名，已经取得学位的22名）；指导硕士生38名（其中北大30名，山大8名）。另外有博士后2名，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十多名。毫无疑问，和许多研究生博士生共同的成长，以及从学生那里得到的精神的回馈，已经构成我人生最丰富的一部分，有些学生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联系最紧密、也最惦念的人。30多年来，我对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始终是比较看重，也很投入的。这方面的热情并不会比写要低，甚至会更高。北大中文系有3位老师获得过全国高校教学名师称号（陆俭明、蒋绍愚和我），在许多奖项中，我也是比较看重“名师奖”这一个的，尽管自己做得未见得就名副其实。在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在论文项目唱主角的风气中，我还是特别看重教学，认为这是本职，也是本义，比其他很多花样都可能更加切实。我庆幸自己在教学方面没有太过偷懒。 　第三，我还做过其他一些事务，比如在广东韶关地委当过秘书，在农村生产队做过基层工作（我也很看重自己这段经历，是为一生打底子的）；当过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在座的高秀芹曾是我在出版社时的同事，现今出版社的总编和副总编也曾是我的学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近十年时间；还当过两届8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在《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履任主编12年，等等。这些工作虽然占用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