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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当班主任 　1982年春天，我分配到四川乐山一中的时候，学校并没有安排我做班主任，只是让我担任初中84级一班的语文教学工作。那时该班的班主任是一位教体育的女教师冯老师。 　尽管我只是科任老师，但我和学生的交往之密切，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科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许是我的天性使我很爱和孩子打交道，也许是我教语文更容易走进孩子的心，总之，学生就是喜欢我，我当然也很爱我的学生。学校外面就是岷江，我常常把学生带到江边去上语文课，让孩子们通过观察然后用笔描绘大自然在春天里每一点细微的变化。我还不止一次把作文课搬到农贸市场，让孩子们观察集市上人们的言谈举止。我利用语文课给孩子们朗诵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让我的课成了孩子们每天的期盼。 　我和孩子们的依恋之情越来越深。星期六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常常怅然若失，因为要等一天才能见到同学们。同学们对我也是如此，他们向我说再见时，我能够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到不舍。因为刚当老师，我不会用嗓子，没多久嗓子便哑了。有一天我回到宿舍，却推不开门，原来门缝被一个纸包塞住了。掏出纸包打开一看，是治喉咙的药。送药的人没有留下姓名，但我可以肯定就是我班上的孩子放的。第二天，我站在讲台上笑眯眯地问：“是哪个同学昨天给李老师送的药呀?”当然没有一个同学承认，但台下，每一个孩子都神秘地笑着，每一张笑脸上都忽闪着一双明亮而调皮的眼睛，仿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秘密瞒着我，又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什么“阴谋”“得逞”了，只有我被蒙在鼓里。那一刻，我被感动了。为此，我写了一首小诗，题目就叫《眼睛》，后来投稿给《乐山日报》，居然还被登出来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找到冯老师和她商量：“能不能把班主任让给我?”那时候班主任没有什么津贴，老师除了国家拨的工资，再没有别的收入，也就是说，是否多带一个班或当班主任，丝毫不影响老师的经济收入，不存在什么“利益问题”。何况，即使有“利益问题”，我相信冯老师也不会计较，因为冯老师是一位非常善良正直的好人，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一个多月来，她给我许多帮助。记得上完第一次语文课后，她向我转述学生的反映：“学生们都说你的语文课很有吸引力，很好!一个老师，只要把课上好，就什么都不怕!即使校长不要你上课，学生和家长也不答应。所以，精湛的教学艺术是你的立身之本!”这话我现在也常常拿来告诫年轻老师。冯老师当时听了我的请求，非常理解我，但她说这要和校长商量。于是我找到分管教学的赵校长，本来我准备了一大堆准备说服赵校长的理由，没想到我一开口说要当班主任，赵校长便爽快地答应了：“好，年轻人应该锻炼锻炼!” 　于是，我这个班主任便走马上任了。学生们倒没觉着诧异，因为在这之前，我本来就像班主任一样和他们成天泡在一起。我当班主任最得意的作品无疑便是现在许多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的“未来班”了。但在这里我还得说说。 　我有幸于从教之初，便从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结识了这位可亲可敬的教育家。在读苏霍姆林斯基的日子里，他的许多精辟的观点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教育，并情不自禁地解剖自己的教育方法。作为班主任，我立志让我所带的班富有勃勃的生机和强大的凝聚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因为在我的班上学习而感到成长的快乐。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得把教师的意图变成学生的意图--当然不是把教育者的意图简单地强加给学生，而是在教育者的目的同孩子的愿望之间找到一个自然和谐的结合点，让全班学生有一个统一的奋斗目标，因为只有目标才能产生动力，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集体主义教育的实践，首先在于激励学生自由地、自觉地实现集体的目标。”特别重要的是，这个目标不应该仅仅由教师一个人提出来，而应该在老师的引导下由学生提出来。 　于是，我通过一系列的引导和启发，让学生们为自己所热爱的班集体提出一个奋斗目标。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班应成为既洋溢着集体主义温暖又充满进取创新精神的富有鲜明个性的班集体。学生们还提出了基本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时间两年，同时又决定为自己的班集体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并设计一系列标志。 　为什么我要给班集体取一个名字并设计标志呢?这是为了让我们的班变得“有意思”一些，让孩子们觉得“我们的班就是与众不同”。这是符合儿童心理学的。所谓“情趣”所谓“浪漫”，都在这种种“与众不同”之中了。 　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们，把确定班名、提出班训、创作班歌、构思班徽、绘制班旗的过程，变为 　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和培养创造精神相统一的过程。人人动脑，个个动手，通过“班名、班训讨论会”、“班徽、班旗图案展评”、“班歌歌词朗诵会”、“最佳班级标志评选”等主题班会充分调动每个人关心集体的热情和创造精神。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真的是有用不完的劲儿!没有谁要求我这样做或那样做，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和校长无关，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幸福。 　在工作第三年的寒假，我在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