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生活”中的钱梦龙.docx

“慢生活”中的钱梦龙 　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投到我们的脸上和身上，远处的油菜花香淡淡地随风而来。湖塘边，我和钱老师坐在树荫下品茶。钱老师说，茶叶不错。我说，这是竹叶青茶，自然不错。钱老师笑了，又说，只是水不太理想。我说，钱老师对品茗很有研究啊!钱老师又笑了，神态闲适而悠然。 　XX年我在XX市盐道街中学外语学校工作时，曾经邀请过钱梦龙到我校上课并作报告;五年过去了，上周我又把钱梦龙老师请到了武侯实验中学给老师们作报告。3月17日中午，我在机场接着钱老师，稍事休息，我便陪他去成都郊外的洛带古镇——事先已经说好，钱老师希望能够远离喧嚣，在悠闲的地方品茶聊天。 　我和钱老师漫无边际地聊天。我们聊成都，聊教育，聊语文，聊社会……话题散漫，随兴所至。钱老师说他很喜欢成都的“慢生活”，然后解释说，所谓“慢生活”的“慢”，不是速度的快慢，而是一种悠闲的心态，从容的气度。我说，是呀，常常有人批评成都人“太悠闲”，前几年成都的领导们也在电台电视台和报上发表“重要指示”，要成都人“破除”什么什么旧观念，“增强”什么什么新观念。我却不以为然。想想，共产党带领人民闹革命，爬雪山过草地，据说还吃树皮和草根，好不容易创建了新中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够在阳光下喝茶聊天打麻将吗?现在胡总书记带领俺们“奔小康”，什么叫“小康”?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不就是小康吗?对这么美好和惬意生活的憧憬之心，为什么要“破除”呢? 　看着远处金色的油菜花，钱老师动心了。我和钱老师步行来到菜花地。从公路下去，走过田埂，越过沟坎，我时不时搀扶着他，可钱老师不要我扶，要我放心。“我的平衡能力很强的，中学的时候曾经是跳高冠军呢!”果然，他反应敏捷，步履稳健，真不像八十岁的人。钱老师径直走进了油菜花当中，在金色的簇拥下，钱老师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第二天上午，钱老师听了我校语文组两位青年教师的课：《海燕》和《木兰诗》。下午，在学校阶梯教室，面对全校老师和外校慕名而来的老师，钱老师以《我是怎样做研究的》为题为大家作报告。说是“报告”，其实完全就像聊天一样。钱老师从他的少年时代求学谈起，一直谈到他的“三主”模式，向我们展示了他大半个世纪对教育的追求和对语文教学艺术的不停探索。钱老师谈吐从容，语言朴素，叙事中蕴含思考，激情中不乏诙谐。我一直陪着钱老师坐在台上，从侧面欣赏他优雅的气质、从容的仪态和演讲的风采。 　钱老师谈到他以“三主”为特征的“语文导读法”的由来。这不是短时间纯理论的演绎推导，而是钱老师的课堂耕耘、“田野研究”而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晶。我突然想到钱老师所欣赏的“慢生活”。这不也是一种“慢”吗?几十年的实践、思考、提炼，最后形成的成果，不过就是十多个字：“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比起现在某些专家动辄就“第一个提出了”什么什么，“国内率先”什么什么，“填补了中学语文教育界”的什么什么……钱老师“三主”的诞生，实在是太“慢”了。 　钱老师直言不讳地批评当今教育研究的某些弊端—— 　当前教育研究的状况：一线教师普遍缺乏研究的兴趣，专家们(大学教师以及专业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中的少数精英分子(尤其是“新生代” )又大多热衷于洋理论、洋概念的引进，这虽然也是需要的，但如果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轻视本土的经验和实践，那就舍本逐末了。 　我们的专家中缺少像赞可夫那样的真正的教育家。赞可夫从1957年启动“教学与发展”实验室，先后参与实验的儿童6000多人、实验班1281个，而且直到1975年才正式发表全面的实验报告《教学与发展》，从实验启动到发表实验报告，历时18年。我们的专家中有这样沉到教学基层去踏踏实实进行实验和研究的兴趣和耐心吗? 　我们一线教师中的精英们也很难成为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主义”很多，但缺乏自己的思想以及植根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概括(他们对本 　土理论的轻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兴趣)。 　胡适说“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段时期以来各种“进口”的主义多如雨后春笋：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间主体性、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等等，总之，不少理论文章似乎非“洋”便不足以显示其理论高度。当然，少谈主义，但不等于不要主义。但我不赞成用“谈主义”代替自己的实验、观察和研究。踏踏实实地多研究点中国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问题，从研究中获得自己的结论，而不仅仅是用外国的主义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建构。因此，现在重提胡适的这个观点，倒是很有现实的意义的。 　回头再想想钱老师说的“慢生活”，多么耐人寻味!不仅仅是日常生活，而且还包括教育研究，都需要一种“慢”的态度啊! 　他特别谈到多年来，有人对“三主”的误解—— 　“三主”是对教学过程中师生地位、作用和行为的一种概括的描述，是一个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