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docVIP

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 林南 * 林南博士，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原文为英文，由王咏翻译。 URL：/article/show.php?itemid-6613/1.html 三农中国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当我研究东亚（即中国大陆和台湾）并力图建立理论意义的时候，遇到并反思的一些问题。这篇论文不包括那些在东西方只和研究有关，但不会引发出理论的问题——即我们所称的社会研究。这篇论文论及的问题只涉及引发出理论的研究——即我所谓的社会学研究。 具体说，这篇论文提出了两个论题：西方理论（公认理论，received theory）为何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保持优势？东方学者如何做出理论贡献？就前一个问题，我认为：（1）由于历史经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里，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2）由于科学实践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酬赏体系，使得巩固、维护公认理论形成一种很强的趋势；（3）所谓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al theories)可以解释大部分社会差异——发展理论维护了公认理论的可信性：一方面，它通过某些“较发达的”社会来确证公认理论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在某些“欠发达”社会中公认理论可信度低的问题。由于历史和制度的限制，东方和其它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在本质上趋向标准化：即证明及应用公认理论。作为既有东方传统经验背景，又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理论“突破”？或者，用一个熟知的中国故事打个比方：聪明能干的美猴王（孙悟空）总在唐僧（唐三藏）的咒语和控制下。只要唐僧认为孙悟空的行为越轨了，他就念咒勒紧永远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使孙悟空疼痛难忍，并迫使他立刻循规蹈矩。只有这样，孙悟空才能得到嘉许。我们是否都要屈从美猴王式的命运？关于这个问题，我将籍自己的研究历程和反思来展示一个社会学家是如何应战的。 在开始之前，我首先要宽泛地说明我使用的两个术语，“东方”和“西方”。这里的西方指的是过去两个世纪里，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和美洲产生的思想和理论。东方大致指的是儒家思想观念占主流地位的东亚地区。在以下我的论文中，第二种划分也显而易见：“西方”代表了一个地点，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在那儿居住，而“东方”指的是所有其它地区——就学者及学术机构的集中而言，“东方”和“西方”有核心和边陲的差别。在上下文中要求术语明确的地方，我会力求精确。但在别的情况下，术语的使用会随意一些。 西方理论的优势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我演讲或提交论文，报告关于中国的研究调查结果，并指出结果和公认理论不符之处时，总有听众或评阅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关于中国的数据研究结果有普遍性吗？”我肯定这次会议上列席的许多学者，当他们向西方学者陈述东方的研究结果时，曾经遇到同样的提问。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以反问来回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也常常怀疑关于底特律、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或北加州的调查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当然，这种回应表达了一种本能的反感：因为，至少我个人认为，即使数据来自北美或西欧，甚至来自很偏僻的地域，普遍性的问题也鲜被问及。我的这种回应也表达了一种忧虑：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偏重北美或西欧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因此，西方这种对待不同社会、文化的 “不公正”而“偏狭”的态度，让我们深恶痛绝。这类问题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直存在的征服欲和文化殖民。 进一步思考，我们要提出一个比“单纯”提问和反讽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由西方发展出的科学的标准化实践和理论的早期范例限制了自由的程度，但只有依靠自由，其他社会和文化中的学者才能实现理论的“突破”。要理解西方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理论，为何有如此优势，应考虑两个因素：（1）理论发展的标准实践偏向证实理论而非质疑理论；（2）人们倾向将西欧和北美社会视为基点和参照，以那些突显社会差异的理论来解释在东方社会（及其它西欧和北美以外的社会）观察到的经验性差别。这种双重发展使许多东方学者不得不致力于巩固公认理论。让我对此进行详细的阐释。 一般人们都知道，理论创建往往由解释一系列现象开始，随之是命题，在演绎过程中，这些命题要用经验数据或观察资料加以检验。数据分析要经过一个归纳步骤，经过这个过程，命题或得到肯定；或遭到否定；或需要修正。尽管方法论的书本强调：在理论发展联系经验观察中，归纳和演绎都很重要。但科学研究的标准化实践却偏重演绎，演绎被视为理论建构中最重要的步骤。理论可以用来衡量、甚至等值于一门科学学科。当我们涉足一门学科或学科领域时，我们想尽快了解的是：它的理论是什么？或者主要理论是什么？例如，社会学常常被定义和理解为几个重要理论：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符号互动论等等。学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