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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调查与思考 　　贵州尤其是毕节的红色文化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但由于挖掘和宣传不够，与当地经济社会各方面融合不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化和传承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需要进行重新定位，采取多种渗透措施，打造红色文化品牌，使红色文化真正融入社会，融入生活，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红色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用红色文化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观念渗透，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拼搏进取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凝聚发展正能量，激励和引导人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因此，研究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从广义上讲，红色文化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文化形态，包括物质形态、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三个层面。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族解放、自由及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物、文献、图片、雕塑、音像、文学艺术作品、革命战争遗址、实物、纪念地以及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是红色文化的实体形式和物质载体；红色文化的制度形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规章制度、作风纪律等；红色文化的观念形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红色风情等，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是红色文化的精神载体。 　　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它包括理论内容的大众化和理论受众的大众化两个层面。理论内容的大众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具体化、通俗化，采取一种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理论受众的大众化则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从党内普及走向社会认同，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接受并逐渐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就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者的关系而言，有学者提出：一、红色文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隐性教育方式；二、红色文化是从理论内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实践载体；三、红色文化是从理论受众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特现实路径；四、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结合有利于实现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有学者对红色文化的功能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红色文化具有政治引导、文化传承、道德示范、意识形态、教育教学、历史镜鉴六大功能[3]。这些功能归结起来就是一种教化和传承功能，正因为红色文化具有这种功能，它才能起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承载和传播作用。 　　二、毕节市红色文化宣传现状分析 　　贵州是红色文化之乡，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全省88个县（市）中，有68个县留下了红军的足迹，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经历时间最久、路线最长、故事最多的省份。 　　毕节市是贵州红色文化富集区。主要表现在。（一）有重要的历史资源。贵州红军长征文化遗址众多，数量排在全国前三位，其中贵阳市、遵义市、黔东南州、铜仁市、毕节市拥有的数量较多。毕节市的红色文化主要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第二方面军）在毕节的活动，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省委由任弼时任书记，革命委员会由贺龙任主席），贵州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的活动、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活动等。（二）有重要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经过毕节；红军高级将领夏曦、钱壮飞烈士牺牲在毕节；红军长征时期爱国知名人士周素园先生被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任命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毕节地下党支部书记邓止戈任参谋长；中共贵州地下党第一个支部――毕节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林青是毕节人。（三）有众多的红色文化景点。仅毕节市七星关区就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鸡鸣三省会议旧址、草原艺术研究社旧址、夏曦烈士纪念碑、毕节烈士陵园、邻里小学旧址等革命遗址。（四）有重要的开发价值。毕节是第一次确立毛泽东同志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地方，在毕节林口召开的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圆满落实，是党和红军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议；毕节有贵州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毕节支部；毕节还有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的省级抗日武装――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等。 　　总的来说，毕节市红色文化资源品位高、分布广、数量多，类型全，价值高，然而目前在建设、保护、利用、宣传等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诸如在挖掘、整理、出版等红色文化收集方面较好，而在红色文化立体展示基地建设方面不够；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