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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金融监管才真正地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经历了由集中统一监管阶段发展到如今的分业监管阶段，面对三十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现在呈现出来的金融市场面貌，一方面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所谓的中国式奇迹，另一方面是不被西方承认的市场经济以及出现的经济放缓，中小企业发展困难，人口红利渐渐消失的棘手问题。本文旨在WTO过渡期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分析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合理性，并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提出意见。 　　要想论证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合理性，我想首先得承认金融监管对全球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的，否则何谈其合理性。时势造英雄，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并得到了罗斯福新政的首次试验并被各国政府采纳，古典学派的风采比凯恩斯学派略逊一筹。同样面对2007年金融危机，一方面是以米什金为代表呼吁加强金融监管，另一方面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应该完全不干预经济，所有的危机都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但是不可否认，政府干预更受各国政府的推崇。中国经济开放和发展的起步较晚，为了避免少走弯路和实现快速复兴，“黑猫白猫”理论和30年的改革之路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配套的监管体制确实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种体制的内在合理性又是什么？ 　　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处于分业监管的发展和完善阶段，即以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代表的单线多头体制架构。它的合理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防范金融风险，遵循了“安全优先，兼顾效率”原则 　　我国面向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的历程较短，加上决策层一直对金融改革持比较谨慎态度，金融监控资源积累明显不足：首先，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不高，风险监控的内部机制不健全和决策水平较低、风险转移和对冲手段残缺不全，造成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监控资源积累严重不足；其次，外部监管的手段落后、经验和能力不足、专业化人员和高质量信息的缺乏，也造成外部监控资源积累不足。而分业经营利于应对这一先天不足，使得保险、证券、银行各金融机构之间的界线分明，防止各部分资产被重复计算，重复利用，隔离了各部分之间的风险传递。同时分业经营由于业务的单一性，使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流向便于可监控，使风险透明化。只有有效地防范风险，才能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才能为持续的经济改革和经济转轨奠定良好的基础。 　　（2）符合当前经济发展形式，降低监管成本 　　中国入市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承诺在WTO协定生效之日起的5年内逐步实现高水平的自由化，虽然资本的进入并未对本土的金融业造成过大冲击相反出现共同繁荣的景象，但是证券市场效率低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极不合理，银行不良贷款率畸高不下，保险公司仍是极高寡占、竞争不足的格局，这些都要求更有针对性地高效的监管，通过对口的导向指导各金融机构，比起混业式经营即降低了监管成本，也利于配合各机构的发展需要。 　　（3）避免监管垄断，有利于不同监管机构的服务升级 　　中国企业发展的特色是机构控股，且绝大部分为国有控股，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和竞争本来就缺乏活力。若不采用分业监管，而是一家独大，则极有可能出现监管机构和政府被大型利益集团俘获的情况，造成市场竞争不足，资源配置低效。而采用多头式的监管机制，能够有效避免此类状况。因为不同的专业监管机构有不一样的监管对象，而且不同的监管机制之间会存在竞争机制，这样不但能够避免垄断，也有利于加强不同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力度。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行世界金融业又出现了再度混业经营与统一监管的广泛发展态势。德国的全能银行模式，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持股公司制，以及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尤其是WTO过度期结束和次贷危机的影响都催生了中国混业经营的势头，如平安集团，光大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都纷纷涉足混业经营。面对混业经营的潮流方向和自身发展的诸多不足，主流意见都是反对突变式的转型，而是支持通过缓和的渐进式变革来完善混业经营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本次两会中，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就提出了混业经营的新监管机构，可见混业经营是监管体制“螺旋式”上升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笔者个人认为，中国目前应不忙于过渡转轨，理由是：纵观改革三十年中国一直忙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自己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监管体制，然而技术创新、产权保护、社保体系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横观整个金融市场，中小企业融资难，证券市场萎靡不振，金融创新不足，居民资产在通胀情况下难以实现保值增值，这一切都说明在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下，中国的经济并未发展到与之相适应的水平。因此，中国当前还是应以改革和完善现有金融体制为重。 　　（1）完善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提高“一行三会”的专业性和相互沟通 　　保持三大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对于保持并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