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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斗争和教训 　　摘 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包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斗争；教训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59-0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后。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主义”开始粉墨登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当时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包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为中国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辨明了方向，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五四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当时著名的杂志《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随着宣传的深入展开，对此却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初期干将胡适的不满。于是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胡适的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立刻给予反击。当时李大钊马上撰写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发表于《每周评论》第35期，在文章中他全面驳斥了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调。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辨证关系。 　　胡适是实用主义的代表者，他把真理的具体性与真理的普遍性绝对对立起来，使“问题”与“主义”完全分离。他宣称“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1]所以应该把一切主义都摆在脑后。针对胡适这种把宣传“主义”与研究实际问题截然分开，以此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李大钊科学地论证了“问题”与“主义”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研究实际问题固然重要，但也必须宣传理想的主义。因为要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必须首先要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趋向的理想和主义。如果按照胡适的观点把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的主张去做，那么这个社会问题将永远不能解决。研究具体问题与宣传主义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论证二者的关系，还意识到要想利用“主义”来解决具体问题，还要考虑到具体问题的差异性、特殊性，并努力搞好二者的结合。 　　第二，在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分歧点。 　　在中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解决社会问题，是这次论战的核心问题。胡适宣扬只谈主义而不研究实际问题是“畏难求易”，他还要求马克思主义不能总挂在嘴上，以免被反动统治者给利用了。胡适还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指导革命斗争、解决实际问题存在很多弊端。针对上述这些观点，李大钊迅速予以反击，他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中。”[2]并且他还向人们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人们不能因为一时遭受挫败就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人们更应该掌握这一思想武器，使他为我们所用，以此解决中国具体的社会问题。 　　第三，在中国要进行具体的改良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改造，也是论战的重要问题。 　　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极力要求通过“多研究些问题”来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其途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对于如何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他却知之甚少。李大钊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例，说明点滴改良根本不可能使中国的社会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李大钊还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向人们展示如何才是“根本解决”，他说只有解决经济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只有运用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推翻黑暗的反动统治，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纵观这一时期各个社会团体的活动主体大都围绕“如何改革中国社会”而展开，并且几乎在所有的改造方案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