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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言志文学到载道文学转变 　　摘 要：从“文学革命” 到“革命文学”，标志着新文学由言志文学走向了载道文学。这一创作转型的发生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与创作主体的思想变化密切相关。因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与五四时期有了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社会;自由;政治 　　引言：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将中国的文学分为言志派和载道派，认为民国初到五四时期是言志派文学。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早期共产党人、旅苏留学生与创造社成员开始积极引进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宣传革命文学。1928年，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结合时代的社会背景，提出了告别五四，转向革命文学的口号，中国文学开始向载道文学转型。 　　一、革命风旗的转换，意识形态的变化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价值观领域彻底的反对封建伦理思想，争取普遍的精神解放。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将这场革命推向了高潮。和以往变革不同，新一代的知识精英将视野瞄准在文化领域，以思想启蒙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认为只有国民的精神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 　　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源于“人权、平等、自由”等人道主义思想，进化论观点。它倡导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取代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鼓励个性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它重新审视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思想价值，希望通过对封建纲常派生的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的揭示，改造“制造顺民的大工厂”。[2] 　　虽然文坛出现了以“为人生而艺术”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和以“为艺术而艺术”为代表的创造社。他们都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观照本民族的生活，形成了与传统文学根本不同的特征。但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未像先进者所预期的一样，改变中国现状，五卅运动的爆发使得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体对自由平等民主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体权力的注视和尊重。 [3]在这场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出伟大的战斗力量，革命的旗帜掌握在了无产阶级的手中。社会的巨大变革反映到文学领域，一些共产党员和先进的革命社团开始提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在整个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二重压迫下……我们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4]“民众正在‘水深火热’的压逼里面挣扎着的当今……他们有反抗的热情，求解放的欲念，如火如荼的革命思想。把这些热情，欲念，思想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就是艺术――文学――的任务，也是主张革命文学的者的任务。”[5] 　　革命文学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无数个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合力。社会历史就其整体而言，是一定的群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及其产物的演进过程，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因而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它的道德使命是建设为革命、为民众的文学，提高大众的教育、文化水平，达到真正的启蒙。在十字街头徘徊的仁人志士们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药，他们欢心鼓舞，齐声呐喊。“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6] 　　二、创作自由到政治强化 　　文学革命从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借助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观察与思考生活。比如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贯穿着如何疗治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鲁迅的影响下，文学研究会形成了一大批执着于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家，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价值的重新评估。比如郁达夫《沉沦》中的主人公因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专制弊风，被学校开除，又为社会所不容，结果酿成“抑郁症”。“五四”时期是提倡个性解放，鼓励个性发展的年代，自然为创作的多元化、个性化、自由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社会问题小说、人生派写实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乡土小说同台竞技。可以说每位艺术家都树立起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例如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周作人的冲淡自然，冰心的明丽晶莹等等。除此之外，文学革命秉承兼容并包的理念，以吸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方法多元并存，，形成了十分活跃的创作局面。 “五四”文学革命是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新旧思想激烈交战，东西文化猛烈抨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 　　“革命文学”的口号响起以后，“五四”时期所开创的相对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逐渐消失，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得空前政治化。整个文学创作主要讲求意识形态的革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