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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课题与日本借鉴 　　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要实现未来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尚需解决很多结构性难题。作者认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市场化、社会保障以及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等四大问题上，战后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二战后，日本经济在1946年至1951年10月间先后经历了重建、占领军改革、“特需景气”①等三个阶段后，开始步入正常的增长轨道。从1951年10月第一次景气循环开始直至1973年11月第七次景气循环的顶峰结束，日本经济曾以年均9.1%的高速增长率持续了22年。这是日本经济超长周期的第一阶段，即高速增长阶段。从1973年第七次景气循环进入衰退算起，至1991年4月第十一次景气循环达到顶峰周期结束，日本经济也以年均增长4%的速度持续了18年。然而，从1991年4月日本经济泡沫出现破灭到以“平成景气”结束，日本却陷入了以衰退、低迷为主基调的长期徘徊，期间虽出现过短暂复苏，但其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8%。在经历了2011年3月东北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泄漏等灾难后，日本经济状况更是不好。 战后日本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2007年底，党的十七大最早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重指出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投资、出口牵引转变为对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性牵引；二是从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牵引转变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性牵引；三是从主要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费增加转变为对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个人素质、管理革新的依赖。然而，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反而加大了对经济增长的投资、对第二产业大量投资的依赖程度。其结果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房价高涨、地方政府债务增加、通货膨胀等问题，中国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4月10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重申“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十二五”规划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视为主要任务，必须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虽然我国早在“九五”规划中就已把“转变增长方式”定为主要目标，要把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然而由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转变发展方式问题先后两次被搁置，代之以大规模投资、工业化大量投入等确保增长的政策。全球性经济危机今后还会反复出现，我们必须彻底转变增长方式，妥善应对。 　　直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同样依赖于投资，其贸易收支或是均衡，或是出超，外需并未能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增长。60年代后，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出现枯竭，城市的工资出现上涨趋势。劳资双方因交涉上调工资而出现了“春斗”③方式，曾导致整个日本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都在要求稳定地调涨工资，最后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提高工人收入，而后又扩展到农村，于是日本全国国民收入出现增加，经济增长主力开始从投资转向消费。随着个人消费的扩大，不仅带动了对日本财政方面需求的增长，同时也带动了对各项需求的增长，并引导服务业快速发展。 　　6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极其类似，都经历了经济萧条和证券危机，但日本却能在短时期内走出困境。部分原因是日本短周期内出现的财政效果，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周期技术革新的影响、出口竞争力加强以及劳动生产性与农业生产性提高等因素的带动所致。 　　市场化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差距悬殊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在1992年至1993年间决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中，并没有明确市场的界限，对市场与政府的职能分工也不明晰。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应明确认识到保障义务教育、最低水平医疗及住宅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然而这些却被推给市场，造成了极大的民生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其次，应懂得市场无法解决经济差距问题，需要政府加强并合理处理二次分配问题。具体表现在提高劳动分配率、累积和综合性的个人所得税的整顿与强化执行、引进累积式遗产税和赠与税、整顿社会保障等方面；第三，应了解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整顿须由政府率先执行。具体表现为《物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制定，然而，它们在中国尚未健全，仍处落后状态。应保护私有财产，优化投资环境；第四，应明白政府不该干涉市场微观经济活动，参与市场者应该信息共享。然而目前中国尚残留着指令性经济，仍有干预企业投资和银行融资决定的倾向。 　　日本早在战前就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公立小、中学教育费全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曾整顿过提供低廉医疗服务和低廉公共住宅的供给体制，期间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的最高税率高达75%，税收执行也管控严格，故高速增长期居民收入差距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