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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追忆与被遮蔽解读 　　摘 要：谷崎润一郎发表于1942年的随笔《昨今》，回忆了旧友田汉、欧阳予倩和郭沫若，并谈及胡适、周作人、丰子恺和林语堂四人的创作。这是抗战时期一份带着特殊年代印记的、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独特述评。《昨今》既抒发了对旧友的思念与关切，也表达了个体在特殊时代的复杂感受。同时，《昨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一时代的日本解读中国的视角，对窥探战时日本文坛的中国现代文学阅读与接受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谷崎润一郎；《昨今》；中国新文学作家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1-0067-06 　　在中日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谷崎润一郎与中国作家的交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页。谷崎润一郎曾两次到访中国，1918年的中国行以游览为主，谷崎润一郎因而创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天鹅绒之梦》《鹤唳》和三幕剧剧本《苏东坡》，以及纪实性的《庐山日记》与《苏州纪行》。1926年的中国行，谷崎润一郎开始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并于同年发表了《上海见闻录》与《上海交游记》。《申报》《新闻报》也报道了谷崎润一郎在上海的活动。此次中国行对谷崎润一郎本人、对中日现代文学交流而言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不仅让谷崎润一郎有机会接触现实的而非以东方异国情趣为主色调的幻想式的中国，使其中国观发生本质性变化，进而影响其创作取向。同时，通过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交往，谷崎润一郎也向日本文坛传达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些新动向，如日本近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上海文艺界的活动、新文学作家们的创作等，其中对田汉、欧阳予倩、郭沫若和谢六逸等人的描述尤为突出。西原大辅高度评价了谷崎润一郎的第二次中国行，认为他在战前中日文学家的交流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 　　第二次中国行后，谷崎润一郎与田汉、欧阳予倩保持着联系，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双方才断绝了音信。1942年，谷崎润一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随笔《昨今》， 其中谈及中国现代文学作家7人，包括旧友田汉、欧??予倩和郭沫若，以及胡适、周作人、丰子恺和林语堂四人的创作[2]。这是抗战时期一份带着特殊年代印记的、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独特述评。谈及旧友时，谷崎润一郎的笔端自然地流露着旧日情怀，显然并非矫揉造作之举，但该文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一时代的日本解读中国的视角，对窥探战时日本文坛的中国现代文学阅读与接受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追忆旧友：“人生不相见，处处是天涯” 　　谷崎润一郎在《昨今》里追忆了旧友田汉、欧阳予倩与郭沫若。话题从欧阳予倩赠与他的一首诗提起，谷崎润一郎写道：“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也就是和这首诗相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我总是从自己不多的收藏品中取出这幅字挂上，同时也怀念起了当年为我写这首诗的中国旧友来”a。这即是《昨今》追忆旧友的基调，情感谈不上浓烈，更多流露的是淡淡的感伤，作者力图在今昔的时空转换与时势变迁中，传达作为个体的无可奈何的复杂感受。 　　《昨今》里追忆三位旧友的部分内容，与《上海交游记》和《上海见闻录》重复，谷崎润一郎回忆了当年在内山书店与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的初次见面，在欧阳予倩家度过的农历除夕年，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的田汉与他在上海的游荡等。同时，《昨今》也回忆了1927年田汉、欧阳予倩的日本之行，包括他带领欧阳予倩去参观摄影棚，欧阳予倩回国后赠送他两坛绍兴老酒；田汉因拍摄电影而委托他帮忙物色日本技师，1931年田汉想避居日本，他因经济陷入困境而拒绝了田汉的请求，之后一直怀揣不安与愧疚等等。谷崎润一郎自述道：“那时会聚在一起的众人里，有后来最著名的郭沫若，但与我关系最亲密的，第一是田汉，第二是欧阳予倩。”田汉是谷崎润一郎第二次中国行的导游与玩伴，正如谷崎润一郎所说，田汉慰藉了他的旅愁，而他则是倾听田汉申诉丧妻之痛的忠实听众，两人是惺惺相惜的漂泊于上海的“流浪者”。不过，他们二人的交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文学与电影创作上的交流，田汉不仅翻译了一系列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撰写了国内第一篇详细评述谷崎润一郎的《谷崎润一郎评传》、第一篇《年谱》，而且他还是国内关注谷崎润一郎的电影创作并译介其电影创作观的第一人。如果没有后来这一系列创作上的交流，两人所缔结的亲密关系也就只能停留于日常的往来而缺乏精神上的内在呼应。 　　谷崎润一郎在《昨今》中屡屡抒怀，种种感概都颇具意味。首当其冲的是对旧友的挂念，“自此以后――在亚细亚大陆上战云翻卷的日子里，每年初夏来临，每每凝视这幅挂在墙上的字，想想那时的欧阳氏、田汉氏等人如今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不由感概万千。”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后，谷崎润一郎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大体了解了两位旧友的去向，欧阳予倩在上海进行戏剧抗日活动，田汉在重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