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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科举制下“选文”与文社之争 　　[摘 要]明代末年，学人士子为了谋取科举功名，精研八股文章，“选文”市场由此形成。在“选文”的过程中，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之间差生了激烈的学术辩论，江西学者艾南英和吴中张采、张溥，以及和松江陈子龙之间的冲突尤为突出。双方由书面的辩难往复，发展到会场上的拳脚相加。不同学派分化组合，促成了不同学术阵营“文社”的建立，为复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科举；制艺；选文；文社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100 ― 03 　　自科举制度在隋唐形成以后，中国文人士子的全部精力逐步被吸引到政府组织的考试科目上来。进入明洪武朝，规定以朱子义理之学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科举考试正式发展成为以八股取士为标志的人才考录机制。为此，读书人为了切磋应试效果，提高“制艺”水平（写八股文的水平），同时也因性情、趣味的好尚，开始因地域之便，结成互相交流应试学问的团体“文社”。当时的情形是 “有社必选文”。结社的目的是为了“文字之选”，简称为“选文”。 　　“选文”是晚明时期读书人非常关心的事。这里的所谓“文”就是科举必考的八股文，而“选文”就是从历年科举考试的八股试卷中，或者从面向社会征集的优秀八股文中，挑选出有指导意义的八股文，将它们编辑成册，刻印流通，为士子们“制艺”――应试能力――的提高提供借鉴与参考。“选文”因此又被称为“时文”。 对一个普通读书人而言，如果看到了质量上乘的“选文”本子，说不定就能受到启发，从而大大地提高自己的“制艺”水平，对自己将来顺利参加科举考试，实现“学而优则仕”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那些从事“选文”的人，在读书人的圈子里，可谓影响巨大。 　　在明末，根据科举考试的级别不同，“时文”具体也就分为不同种类。比如，从考秀才的“县（院）考”试卷中选取的文章叫“程墨”，从考举人的“乡试”试卷中选取的叫“行卷”，从考进士的“会试”所写文章选取的叫“房书”，从诸生（秀才）所写文章选取的叫“社稿”。正如当时人所说，“今甲以科目取人，而制艺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励，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警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久矣。”〔1〕 　　“结社”和“选文”的风气在明末达到高潮。“结社”掺杂了部分政治原因，但“选文”的初衷都是为了提高科举考试的成绩。当时很多功成名就的地方文化名流和知名学者都参与到 “选文”活动。文人团体由小到大，出版发行市场也受其刺激。由于各团体、各参编人员的学术观点、风格偏好不尽相同，本来纯粹的编纂和学术活动，借助于“结社”这种形式，演变成为团体之间的公开冲突，在当时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比如，明末的“选文”之争，对各地不同的文社最终联合为著名的复社，起到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使复社因此成为继东林书院之后最有影响的社团组织。 　　一、“豫章”与“金沙”、“应社”之争 　　“时文”的编者群体，虽然不乏受经济利益驱动，以谋取钱财为目的的出版商，最多的则是热衷于功名的士子。理论上讲，既然能够参与“选文”，必定是写应试文章、八股文的行家里手，或者是科举考场上的“成功人士”，否则就难有信服力，缺失权威感。实则不然，有的编者虽然眼光独到，“选文”能力很强，但本人却并非科举场上的得意者。比如，艾南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艾南英（1583-1646），字千子，自号天佣子，江西临川东乡人，成名之后被人尊称为“东乡”，据《明史》记载，他年仅七岁就写了《竹林七贤论》，一度脍炙人口。可以说年纪尚少，就颇有文名。艾南英十八岁进入县学学习，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尽管他竭力揣摩考官的学术与文风偏好，科举考试却一直不顺。他曾先后参加过七次乡试，却毫无例外地名落孙山。 对此他曾经感叹说：“予七试七挫，改弦为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考房中的主考官――本文作者注）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毗陵成、弘先正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为何语。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艺自鹤滩、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籍、子史，濂、洛、关、闽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而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每一念此，欲弃举业不事，杜门著书，考古今治乱兴衰之故，以自见于世，而又念不能为逸民以终才。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2〕 尽管艾南英精研各种学派与文体，却始终不能得到考官的认可，直到他四十岁时，才“举于乡”。不幸的是，因为他当时的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