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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 　　摘 要：在农业社会，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内在统一的。在近代工业社会，科技理性得到片面发展，并与价值理性发生分离。在现代社会，价值理性在技术理性的压制之下日趋衰微。与之相关，在传统发展观上也存在着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科学发展观是在现实实践基础上的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6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62-04 　　在传统农业社会，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原始统一的。随着科技对社会历史发展作用的不断突显，科技理性也开始片面膨胀。在市场经济和资本获利逻辑的主导下，价值理性日渐衰微。与之相对应，在发展观上也出现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结果是科技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片面地夸大，甚至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异化，人文精神、价值理性要么得不到彰显，要么表现为唯心主义、抽象的形式。近现代的思想家们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这一分裂进行了批判，并展现了对两者统一的渴望。科学发展观是在对传统发展观反思的基础上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一个反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彰显着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一、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历史理路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在古希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一个是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既是规律也是人们把握事物的逻辑思维。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万物都是“努斯”所安排的，他认为心灵、思想是世界的本质，心灵能推动一切。在阿那克萨哥拉看来，“努斯”使人的理性灵魂超越有限的感性束缚，追求无限目的和自由。“逻各斯”和“努斯”的结合构成了理性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的双重意义。理性不仅是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强大力量，它提供了人类超越有限世界的价值指向，具有认识世界和追求生存意义两项功能。这两项功能在古希腊是统一的。虽然，当时的思想家们尚未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从他们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两者的内在统一。柏拉图认为，万物都是理念的摹本，理念创造着万物，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结构，理性给予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也明确指出过，“一切技术、一切规划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1]3 　　但是到了近代，伴随着逻各斯和努斯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和谐统一的局面就被打破了。逻各斯与自然科学技术结缘产生了技术理性，努斯与人性结合产生了价值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了认识论，理性不断被主观化。由于科学技术最能满足人们对效率的追求，主观理性就与技术结缘，技术理性成为主观理性的最集中表现。在笛卡儿哲学中，数学模式成了最高的科学，技术成了万能普遍的中性工具系统，技术理性在理性与科学的联手中形成和发展，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技术理性张扬的时代开始了。洛克将人类自由理想系于新技术领域，认为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将实现自由与技术之间的联系。亚当?斯密则认为政府的一切公共干预都会阻碍财富积累和技术进步。斯图亚特?穆勒按照野蛮、文明的二分法赋予技术进步以权威性地位。这些思想家相信，人类自主的理性和先进的技术文明最终会带来国家优势的积累和民主公民社会的实现。进入19 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了技术工具论的进步观：它假定技术与政治、道德以及价值无涉，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技术进步标志着知识、文化和道德进步与人类文明程度。 　　但是，“逻各斯若不是掌握在以最高善为目的的努斯手中，就无法摆脱支离破碎和自相矛盾的困境。”[2]因而，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卢梭就对科学和技术采取了批判态度，认为作为“文明”标志的科学不仅窒息了人类天生的自由情操，而且助长了闲逸、虚荣、奢侈和拜金主义。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了现代科技对社会变革的革命性意义，但同时对负荷资本主义价值的技术进步进行了批判，认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认为是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了价值理性的丧失。 　　马克思之后，马克斯?韦伯使技术理性强势起来。他主张科学家应该“为科学而科学”。[3]373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引导人们作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人们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在技术的工具主义理解下，技术理性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与地位。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从更大范围看，则是技术与人文、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失调，即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分离，事实与价值之间失去了“必要的张力”，两者的分离日益严重。技术理性被看做是不受约束并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原则。海德格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代技术自身的潜在本能被完全剥离而展现为服务于主观目的的控制，其总的结果是伤害自然和人。现代技术的“座架”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