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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四化”同步根本出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笔者认为，目前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实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的短板。 　　我国农业的经营规模太小，致使每个农业生产者获得的收入远不能达到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所获得的收入，这就产生了“四化”不同步的一系列后果：首先，经营规模太小，使农业经营成本难以降低，产量难以增加，从而农民的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别越来越大。其次，经营规模太小，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科技化、水利化、产业化、专业化、商业化，从而农业现代化难以实现，导致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不同步。再次，由于小农经济力量单薄，难以承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村落破旧、脏乱且分散，使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缓慢，城镇化进程受到阻碍。还有，小规模经营单位的产量太小，以自给自足为主，使农民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利用互联网捕捉市场信息，因此也不利于农村信息化的实现。最后，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土地合理规划，造成耕地资源大量浪费。我国农地是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配的，且按肥沃程度划分，每个农民家庭普遍拥有好几个地块。土地分割的细小化和碎片化使得田间道路和地埂密集，不仅不利于机械操作和水利设施系统的建设，而且导致耕地的大量损失。 　　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究竟有多小 　　我国农业生产单位的土地经营规模，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呢？对此不妨作一个国际比较。土地经营规模可以用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来表示。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均收入和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越大。笔者用世界上17个大国的数据来说明：2007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9个发达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达到42.5公顷，巴西、南非、墨西哥和波兰等4个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是5.8公顷，而中国、印度、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4个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是0.57公顷。究其原因，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很少，自然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就大，而发展中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较多，因此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就小。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里，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与其人均耕地面积有密切关系：加拿大与日本收入水平相近，但加拿大人均耕地面积1.34公顷，日本是0.03公顷，相差44.6倍；相应地，加拿大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达到130.4公顷，日本只有2.5公顷，相差52.1倍。中国2007年人均耕地面积为0.09公顷，在世界上算比较少的，但并不是最少的，韩国和日本只有0.03公顷，相当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与英国（0.1公顷）和意大利（0.11公顷）差不多。但是，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却是世界上最少的之一，只有0.4公顷，相当于人均耕地面积与我国相仿的英国12.4公顷的3%，人均耕地面积比我国小得多的日本2.5公顷的16%，韩国1.1公顷的36%。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甚至比印度（0.6公顷）还少。可见，我国的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经营规模是太小了。 　　还可以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我国的土地经营规模情况。2010年，9个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人均增加值平均是38347美元，4个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是3607美元，4个中低收入国家平均只有622美元。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4个中高收入国家的10.63倍，是4个中低收入国家的61.65倍。可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土地生产率和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两个因素决定。发达国家的土地生产率都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但高得不是很多，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巨大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巨大差别。 　　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在所比较的17个大国中最低的，2010年，农业劳动力人均增加值只有545美元，与高收入国家农业人均增加值38347美元相差70倍，与中高收入国家3607美元也相差6倍之多，甚至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622美元还要低，只比印度507美元稍高一些。我国农业生产率如此之低，不是因为土地生产率低下。我国单位耕地面积产量在全世界是比较高的，不仅比发展中国家高很多，而且比一些发达国家高。2010年，中国每公顷耕地谷物产量是5521公斤，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谷物产量在2000-5000公斤之间，平均只有3600公斤。中国的每公顷谷物产量甚至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要高得多，与日本和意大利差不多。这表明中国的土地生产率是相当高的。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完全是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太小造成的。 　　如何扩大农业经营者耕地面积 　　在一个小农经济盛行的国家里，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