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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0年代 　　摘要：1950-1970年代中国儿童小说中的空间主要是指文本中少年儿童的生活空间，可分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两种形式。公共生活空间包括学校、农业社、部队或军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空间形式，具有革命性、集体化特征。私人生活空间主要包括家庭、游戏场所与身体，身体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私人空间在公共空间视域下，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无序、没有意义的空间形式。公共空间形式对少年儿童不但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作家还通过“去家庭化”、“非游戏化”、“身体受难”等叙事模式，影响着少年儿童，使其从私人空间中迅速分离出来，更好地融入公共空间。由此导致占主导地位的公共政治空间逐渐渗透、排挤、驱逐，乃至取代了少年儿童的私人生活空间。 中国论文网 /4/viewhtm 　　关键词：1950-1970年代文学；儿童小说；公共空间；私人空间 　　一、1950-1970年代儿童小说中的???间形式 　　1950-1970年代中国儿童小说中的空间主要是指文本中少年儿童活动的生活空间，它可分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种形式：农业社、军营与学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集体化的空间形式，占据着主导地位。私人空间主要指家庭空间以及游戏空间，还有身体本身。身体也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身体的空间性并不像外在物体的空间性和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是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也就是说身体是一种特殊的私人空间形式。一般而言，私人空间在公共空间的视域下，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无序、没有意义的空间形式。这在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文本中表现得极为鲜明，因为文本中的儿童几乎全被从家庭和游戏空间中引导进入政治化的社会公共空间中了，属于个人化和私密化的儿童私人空间遭到放逐和挤压。甚至出现了私人空间的失位或者变形。 　　作为1950-1970年代中国儿童小说中公共空间形式之一的农村，再也不是古代社会或乡土中国里宁静、停滞、闭塞、松散的自然村落了，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如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形成的热闹繁荣的政治组织――农业合作社。在广大农村普遍成立农业社后，人民群众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连置身其间的少年儿童也不能例外，他们被成年人裹挟进了社会政治浪潮中。当时的一些儿童小说中都不难见到社会政治话语空间――农业社的描绘，如“竹山社开了会，决定赶忙送公粮。于是全村的人都点灯忙起来：搓谷子，车谷子，找箩筐，租船只”（《竹娃》）。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里农业社到处是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置身其间的少年儿童正在加速社会化和政治化，也就是成人化，他们被父母和亲人乃至人民教师牵引进入社会政治公共空间，一起劳动一起欢笑，而作为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载体――农业社则提前成为了他们加冕成人仪式的公共场所。 　　与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的农业社相比，军营则是摧毁一切反动势力、解救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的主要斗争场所。如果说农业社主要是承担着把少年儿童加以组织起来的组织化功能，那么军营则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它肩负着把少年儿童通过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而加以正确地教导的影响功能。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元话语指引下，革命年代的儿童小说里，军营担负激发对敌人的恨和对同志的爱的双重情感功能。比如《我和小荣》中赵科长对儿童们说：“鬼子‘扫荡’的时候，有的同志被捕了，还有的被害啦，妇女被糟蹋，孩子被劈死。这些，亲眼看见过没有？”“看见过。”“恨不恨敌人！”“恨。”“说得对。可是如果每个人只想着自己的仇，不管别人，那谁的仇也报不了，仇恨要变为觉悟，……使我们的部队更有力量，才能把敌人全部消灭，每一个人的仇都报了。”其目的首先是通过揭示阶级敌人的凶残。激发少年儿童的愤怒，引导他们认清革命的对象、增强斗争的力量；其次是通过展示阶级亲人的苦难，启发的少年儿童的觉悟，教导他们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再次是通过展望革命前景.坚定革命信念，引导少年儿童团结向前，将革命理想进行到底！不难看出，这种政治引导性的对话场景中隐含着某种权力话语结构，讲述革命历史的成年人处于主导性的权威话语上位，而作为听众的少年儿童则处于被动性的接受下位。前者是话语主体，后者是话语客体或对象，后者接受前者的话语政治影响，而且是在不知不觉或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可见军营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公共空间，它比农业社对少年儿童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量。 　　相对于农业社和军营而言，学校原本应是当时中国少年儿童的主导性公共生活空间，但由于革命年代的政治诉求的泛化，导致学校时常成为了农业社和军营的陪衬性空间，换句话来说就是，学校成为了农业社和军营的政治镜像或政治潜影。置身校园的少年儿童越来越不满足于呆在校园进行常规的日常学习，而是在“学农”和“学军”的政治号召下逸出了常规的学校公共生活秩序。这必然会加剧革命年代里少年儿童生活的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