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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巴林石在辽代开采与利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尚玉文化，中国有着近万年的用玉传统。作为中华软玉之一，巴林石是中华祖先最早开采和利用的美石之一。它的开采与利用上限，可以直接上溯到距今8000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兴隆洼文化巴林石制品的出现，与我国玉器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密切相关。到了公元10世纪初至13世纪初，契丹建辽期间，巴林石制品大量出现，成为辽玉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本文重点对出土的辽代巴林石器的特点及其开发利用做出分析和探讨，以便于我们今后对巴林石质地玉器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关键词：契丹；巴林石；材质；辽玉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13-05 　　近年的契丹和辽朝考古资料表明，辽朝是一个直接承继周秦汉唐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传统，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建立起来的玉??化大国。1950年代至1990年代相继发现的辽赠卫国王驸马墓、①陈国公主墓、②耿延毅、耿知新父子墓、③义县清河门左移离毕墓、④耶律羽之墓、⑤萨里坝乡水泉1号辽墓、⑥吐尔基山辽墓、⑦法库叶茂台辽墓、⑧北票水泉一号辽墓、⑨锦州张扛村辽墓、⑩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11 等一系列契丹大贵族玉敛墓葬出土的包括各式嵌玉戒指、各式玉带、玛瑙璎络、水晶璎络、琥珀璎络、玛瑙项饰、绿松石串饰、玛瑙鞍具辔饰、各类玉质器皿在内的巨量辽玉资料，表明当辽之际，在契丹上层社会中，长期流行着十分奢华的尚玉之风。《宋史》卷472《蔡京传》载蔡京曾曰：“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 　　据近年的统计数据，1950年代以来，在契丹本土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全境和包括京、津在内的河北省北部地区一带出土的辽玉单体数量已经超过逾5000件，分别出土于100余座墓葬和若干城址、含窖藏和佛塔，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巴林石制品。在辽境出土的辽代玉器中，只有巴林石制品百分之百地取材于当地，其工艺技法，能够真实地反映辽代契丹本土地区的风格和水准，因此，辽代的叶腊石制品，对于辽玉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学术价值。不过，在今本《辽史》中，找不到有关巴林石的任何信息，这里试就近年考古发现的辽朝考古研究成果，对巴林石在辽代的开采和利用情况作一简要疏理。 　　一、公私印章类 　　建立辽朝的契丹族是一个先后融合了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回鹘和粟特等古族成份而形成的典型的社会混合体。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是在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在北方长城地带发展起来的一个多种民族成份混居、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王朝。公元947年，辽太宗灭亡后晋之际，把后晋的“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这是发生在辽朝初年的一次中原传统文化大规模地北向移植事件，直接促进了新兴辽朝的汉化进程。契丹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南北面官制的实施和推行，成功地在北方部族社会创建了后新征服的东部渤海、南部燕云地区分别实行北方式的部族制管理和中原式的州县制管理，并且同时把社会改革的方向指向了汉化。到了辽道宗在位期间，道宗曾自豪地说道：“吾修文物彬彬，无异中华”。12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氛围下，中原传统的公私印章，在辽朝境内获得普遍流行。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赤峰境内发现的辽代巴林石质地印章，数量可观。由此可以窥见巴林石在当辽之际流行情况之一斑。 　　在翁牛特旗桥头镇河南营子出土的契丹文印章长9厘米印文为九迭篆，边款有契丹文楷体，长方形直钮，钮上正中有一双钩楷体“上”字，是目前印形最大、制作最精、保存最好的辽代标准官印。此外，同时还出土了一枚用巴林石刻制的契丹大字印章（图一）。 　　1958年，在辽上京遗址发现了一枚巴林石印章，印文面长宽3.5厘米，印章高2.5厘米，印文为“佛法僧三宝圆通之印”，是辽代寺院用印。现藏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图二）。 　　此外，1956年，在辽太祖陵址发现了一枚巴林石花押印，印文面长宽各1.5厘米，高4厘米。1975年在辽上京皇城、汉城及其周围出土了十八枚各种形制的印章，其制印材料多为巴林石，这充分的说明了在辽代的上层统治贵族及社会各阶层，巴林石印章已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据有关研究考证，这些巴林石印章，从时间上都早于元末明初画家王冕首创以青田花乳石治印，对研究我国以石治印的历史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 　　二、佛教造像类 　　辽朝立国期间，始终奉行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北方部族传统的以祭祀天地为基本特征的萨满教、西方传来的佛教、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道教以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学说，都得以在辽境顺畅通行。祖神册元年（916），阿保机诏问群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