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药家鑫案中媒介审判利弊.docVIP

浅谈药家鑫案中“媒介审判”利弊 　　摘 要： “媒介审判”和“媒介监督”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前者是对司法独立的干预，而后者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是媒介职能之一，“媒介审判”与“媒介监督”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由2010年的“药家鑫案”引发对于“媒介审判”的诸多反思，本文将就“媒介审判”的定义、成因、表现形式及特点以及与“媒介监督”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介监督；司法独立微博 　　“媒介审判”产生与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的“谢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外科医生谢帕德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但在现场并没有留下可以证明其犯罪的证据，案件的审判被搁置。但是在此期间，媒体不断制造新闻，刺激受众情绪。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法院最终裁定谢帕德医生有罪。谢帕德医生每年上诉，直到 1965 年，该案才得以重新审判，洗清“罪名”。 　　一、“媒介审判”的定义 　　“媒介审判”概念最初诞生在美国，指的是“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而在当代社会，对“媒介审判”的定义也有着相似的解读：“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现在性的‘审判预设’”；“媒介审判”是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它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newspaper）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 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以上这些定义虽然在具体表述上有细微的差异，但是关于媒介审判的实质却如出一辙，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提及了媒介的报道、对信息的传播超越了司法程序，干扰了正常的审判秩序，而这一点，也正是人们对媒介审判存在质疑和批判的症结点所在。 　　二、“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 　　司法缺位为“媒介审判”提供了可乘之机。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曾说：“在目前状况下，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自律意识比较弱，自律能力比较差，如果没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他律，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对包括人大监督在内的一切合法监督都表示欢迎。”可见司法体系内部存在的一些“不作为”，诱使媒介和受众自发的充当所谓的“正义者”，对有争议的司法判决事件进行“纠正”。 　　新闻报导放大媒体权限，产生越位。而在这个过程中，当前社会媒介内部的竞争激烈化也为“媒介审判”的发生提供了“助燃剂”。通过耸人听闻，吸引人们的眼球和注意力，成为争夺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的“法宝”。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新闻事件当中的异常和冲突点总是被媒介有意无意的放大，甚至是制造。 　　民众自身的因素也或多或少的促成了“媒介审判”。在这个“自媒体”越来越普遍的社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推动“媒介审判”的“水军”。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大大的提高，法律意识也不断得到强化，但是真正对于法律知识熟练掌握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在某一争议性事件发生时，人们习惯凭借自己的主观判断对其做出解读，产生主观情绪，而对于支撑自己观点的准确法律依据则很少被人们理性思考；加之人们的认知水平存在差异，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看到本质的能力并不能被每个人掌握，于是对同一事件，人们会作出五花八门的判断，形成争议的热点，如果公民的判断不是基于基本的理性和法律条例，主观情绪就会替代理性监督，“媒介审判”难以避免。 　　三、“媒介审判”的副作用 　　由药家鑫案件引发的对于媒介功能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人们对于“媒介审判”的认识在随后一系列相似事件中一点点的加深。“媒介审判”带来的暴力杀伤力强、影响面广令人深思。 　　无论当事人，即“媒介审判”对象的做法合法与否，他都在媒介报道重心偏移的过程中受到了伤害。“标签化”的过程本身就在“去人性化”，这与过去塑造人物“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极端的两个方向，人物非好即坏，当标签被赋予活生生的个体，原来个体负责的思想感情被标签词汇简单的概括，用药家鑫案举例，药家鑫已经不是药家鑫，或者说，“媒介审判”中媒体、公众所谴责质疑的药家鑫并不是会弹钢琴、会打工的药家鑫，甚至也不完全是撞人后又杀人的药家鑫，而是“富二代”、“官二代”这一类形象的人物形象汇总，人们同情的张妙及家人，是“贫穷”、“弱小”形象的缩影，与其说在这次审判中被审判的双方是药家鑫和张妙，倒不如说对立双方是富裕穷，有权有势与平民身份。 　　在整个过程中，看似“媒介审判”的主导者是媒体，但“媒介审判”产生的杀伤力依旧可以伤及媒体，这主要体现在媒体的公信力构建上。在一定程度上，“媒介审判”产生于媒介的偏颇报道所产生的“培养分析”和“刻板印象”，真实、公正、客观应是新闻报道所追求的目标，而偏颇报道在本质上无异于假新闻，显然背离了新闻工作的初衷。缺乏真实、客观、公正，媒体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