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再检验.docVIP

内生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再检验 　　摘要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 “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关键词 污染天堂假说；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内生性；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 F832；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1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02 　　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不断下降的关税壁垒意味着环境规制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根据“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不同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的强度不同，则由于环境监管力度较弱的国家相应的环境成本较低，从而会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其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进行生产，使其成为污染者的天堂。也就是说，PHH认为，环境规制的差异是FDI流入的重要原因。基于这一假说，东道国可能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外资，导致出现“向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的现象，形成相互之间以环境恶化来吸引外资的恶性竞争。尽管PHH看似合理，但是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还没能提供足够可信的证据证明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对FDI流入及区位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干扰了检验分析的稳健性，因为之前的大多数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都将其视为外生变量[2]。与此同时，干扰PHH检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文献在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根据“要素禀赋”假说（Factor Endowment Hypothesis），FDI流动至少部分地是由要素禀赋驱动的[1]531，如果污染密集型产品是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则该类产品应该在发达国家生产，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没有考虑要素禀赋也是经验分析中PHH验证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验证一种理论假说时有必要考虑到另一种理论假说[3]。 　　自1993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使得对我国FDI流入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而有关我国环境规制对FDI流入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且大都采用的是地区层面的经济数据。那么，环境规制的水平是否是我国FDI流入的决定因素？ PHH在我国是否成立？本文从行业角度，采用2001-2008年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和我国要素禀赋的影响来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1 文献回顾 　　“污染天堂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假说”或“产业区位重置假说”，最早由Walter与Ugelow提出[4-5]，该理论假设一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会诱使潜在的贸易和产业区位发生变化，环境规制水平的差异会导致污染产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发达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Dean[6]、Copeland和Taylor[7]认为在特定的环境下，污染密集型产业会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那些环境标准更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污染处理费用与治理成本。Esty[8]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FDI， 势必会纷纷降低本国的环境规制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其结果必然出现环境规制的“向底线赛跑”现象，最终将导致全球环境恶化。由此可以看出，以上有关PHH的理论研究均认为，环境规制的差异是FDI流入的主要决定因素。 　　然而，有关PHH经验分析的结论却并不一致。一些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流入或者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环境标准并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PHH不成立。如Eskeland和Harrison[9]通过对墨西哥、委内瑞拉、摩洛哥和科特迪瓦四个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