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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女性主义翻译观在文学翻译中介入 　　【摘 要】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及对张爱玲作品译本中不同风格的分析，对译者女性主义意识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介入对译作风格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索。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意识介入 张爱玲 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9-0036-02 　　一 引言 　　女性主义思潮起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到了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逐渐兴盛。20 世纪9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里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有关性别的视角，并涌现出一些女性主义翻译的代表人物，如Barbara Godard、Simon、Flotow、Chamberlain等。国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起于 1999年，穆雷率先提出译者性别也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不应仅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含更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本文也借助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女性作家张爱玲的作品译文，对女性主义翻译观对文学译作风格的影响进行了探索。 　　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观点 　　女性主义和翻译都可以看做是对语言的一种批判性理解，二者相结合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点大致如下： 　　首先，致力于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同时作出了理论贡献。比较典型的有哈沃德在其圣经译本前言中写道：“在这个译本中我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来使女性主义能够在语言中体现。”她们主张要用各种翻译策略彰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的声音在语言中“可见”，打破男权语言的成规，使女性话语权得到释放。 　　其次，对传统翻译理论所倡导的忠实标准进行颠覆。传统译论中有关翻译标准的核心是“信”或“忠实”，强调译文对原作的绝对忠实。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则反对这一观点，她们提出“妇弄”（woman handling）文本，主张对文本从女性的角度以女性特有的方法进行操纵，大胆践行自己的理论宗旨。翻译成为了知识和意义的再生。这种再生和译者的女性主义意识有关。 　　最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强调突显译者在翻译作品中的主体性。它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的二元对立，提倡原作―译文相得益彰。一直以来，传统翻译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选择从译者的性别角色入手，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 　　弗洛图曾指出女性主义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翻译的主体――女性――被看到，让女性不再被隐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女性通过翻译找回自己的话语，书写女性身体并描述女性经验。提出了三种知名文本：（1）增补（supplementing），（2）加写前言和脚注 （prefacing footnoting），（3）劫持策略（hijacking）。简言之，这三种翻译策略中，“增补”是为弥补语言间的差异，创造性地对文本进行改写，以体现其女性主义角色。“前言和脚注”是为了凸显译者女性身份及其翻译感受。“劫持”是指女性主义译者对文本中与女性主义不相符的观点做出改写或挪用。 　　三 张爱玲及其作品中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介入 　　要谈及女性主义，张爱玲（1920～1995）其人可称得上是先锋代表之一。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正是女性觉醒的时代，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妇女有机会登上了新文学的舞台，张爱玲把眼光投向了“爱情、婚姻、家庭、女人的挫折、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余彬，2001）。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对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众多女性形象进行剖析刻画，语言通俗犀利。张爱玲在文学写作方面的造诣世人皆知，但是其娴熟的外语能力却鲜有人论津。她曾翻译过《老人与海》、《睡谷的传说》等外文作品，以及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 　　知名的有张爱玲用近18年时间翻译了清朝著作《海上花》，张爱玲对其进行过国语注释以及英文翻译。“职场”与名利场的手段与倾轧，“人生”这场销售，女性情感与生存的冲突，“移民城市”与“转型社会”之下的个体处境……《海上花》原作文本中的主角是自主自立的女性，张爱玲在译本中凸显女性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众多人物的刻画翻译中，尝试着去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对于女性的语言、神态等等，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女性化语言风格典型特征为：多用短句，爱用疑问句、感叹句。张爱玲的译文中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通过对译文语言的选择，以及增补策略来达到表现女性主义意识的目的。 　　e.g. Mama Yeung eyed him sideways. “oh， so this is Mr. Zhao？ I’ll get the Jewel.” She took the towers and 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