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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学到女界晚清广州女性群体发展脉络 　　[摘 要]女学的建立和女学事业圈的形成，赋予了女性新的社会身份，造就了新女性群体。晚清广州女性群体的产生有着具体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脉络，女性群体的组织化过程体现了其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地方社会的影响。变革图存的社会现实、女性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等因素都影响了由女学到女界的进程。 　　[关键词]晚清；广州；女学；女界 　　一、女学的建立 　　中国新式女学的创办，发轫于教会女学。西方教会很早就进人广州，并建立女学，以致“各省女学堂未兴，惟上海、广东有之”。[1]清末教会在广州创办的女学主要有：“其省会城西一隅，则有公益女师（1）、道根女师、国维女师、协和女师及路得学校、夏葛医学等校，其他如复礼女师、曹范女师、培道女中、真光女中等布于省城区域内。……其于城郊外者，尚有东山培贤女校，南关增沙之淑正女校，东较场之圣西里达女校，白米巷之圣神女校等，皆为当时广州女校概况。”[2] 　　在教会女学的刺激和示范下，广州民间自办女学也逐步兴起。1907年，清廷颁布女子学堂章程，第一次用学制的形式肯定了女学的合法地位。同年，广东官立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成立。20世纪初，广州女学形成了由教会、官府和民间不同办学主体举办的格局，在办学层次提高，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形成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高等学校以及专科学校如医科学校、师范学校、工艺学校、纯神学教育等的完整教育体系。女学的制度化和体系化为新式女性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一）女性办女学 　　广州民间自办女学最初是由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女性推动的。这些女学先驱大都出身于士绅官宦之家，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同时得风气之先，主动吸取西方新思想，成为新式女性。创办育贤女学的张竹君就是教会学校培养的高材生，190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夏葛医学堂后，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倡导新学，提倡女权，成为广州新女性的代表。 　　另一些女学先驱则为闺秀名媛，因家庭开明，主动吸取西方新思想成为新女性。刘佩箴、杜清持等人，“刘为宦家女，余有汪孝廉千仞之室。杜亦世家女，余有曹履冰之室也。”[3]汪千仞为刘佩箴之夫，时任南洋视学专员，刘佩箴曾随其夫前往南洋。刘佩箴颇具新思想，她与杜清持公开宣扬男女平等，反对夫为妻纲，先后参与创办公益女学和坤维女学。杜清持幼年“读书粤西，比长喜阅日报及新译西书，得以稍解时事，哀神州之陆沈，慨女流之禁锢，热血所发，间见诗词。因思开智必先阅报，阅报必先兴学，而尤必先兴蒙学。”她认为只有兴女学，才能树女子自立之精神，“深慨女学不讲，无以开其黑暗。”[4] 　　马励芸出生世家，名儒马朴卿孙女，其夫是华侨巨商黄景棠。受祖父熏陶，精通书史，长于诗文。又因久居南洋，亦富新知，颇受康梁影响。马励芸经常与男子公开交往，在其荔湾所居“小画舫斋”，常与诗人、名流聚集酬唱。而其夫黄景棠是晚清从南洋归国的开明绅商，粤商自治会的领袖，广州时敏和述善学堂的创办者。马励芸、刘佩箴以当时社会重男轻女，感慨女子与男子不平等，决定创办女学。 　　（二）女学的支持力量 　　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和革命派是女学的积极支持者。黄景棠和汪千仞都是具有新思想的士绅。黄景棠，字诏平，从南洋回广州后参与创办了时敏学堂、述善学堂，捐资支持妻子创办女学。汪千仞，名凤翔，桂林人，康有为弟子。1897年，康有为赴桂讲学，组建维新组织圣学会。汪凤翔为该会成员，在粤省“本其师承，相机传布”。[5]1906年，汪凤翔视学南洋，得黄景棠陪同巡视各埠，鼓励侨民集资兴学。黄、汪系同年中式的举人，交谊甚密。马励芸、刘佩箴倡办女学，得到了黄、汪支持。汪千仞回广州后，办妥坤维女学各项章则，呈请立案，获学务公所批准备案。黄景棠也大力支持其他女学发展，杜清持创办女学初期，“社会间乃频散蜚语诋毁之，直至呈报学务处，亦不奉批准，且直斥杜氏无教员之资格。”述善学堂校长黄景棠从该校抽调教员义务教授，才得以延续。[6] 　　革命派是女学的积极实践者和赞助者。南武学堂、洁芳女学、壶德女学等都是革命党人所创办。革命党人也对女学先驱大加赞扬，胡汉民在《岭海报》上撰文大力赞扬张竹君，另一同盟会领导人马君武也对张竹君“举扬备至”。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发表《驳女权论》，胡汉民和亦拥护女权的谢英伯起来反驳。潘达微是女学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不仅联合同志创办南武学堂、洁芳女学，而且于1908年创办缤华女子习艺院，“专攻刺绣、手织、图画”，教授“图画与词章”，力求“博综古今，并包中外，”[7]成绩甚大。民初潘达微与陈景华创办女子教养院，收容婢妾、雏妓、幼尼等下层弱势女子，分班受教习艺。 　　二、女学事业圈的构成 　　女学的建立、拓展及延伸，形成了一体化的女学事业圈，主要包括女学教育圈、女医事业圈两大系统，辐射到慈善界、基督教教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