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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北匈奴西迁原因 　　[摘 要]匈奴人的西迁是世界历史上经典的一环。本文试图从社会和自然两个角度来简略探析影响北匈奴西迁的原因。 　　[关键词]北匈奴；西迁；原因 　　匈奴人在中国古代史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元前3～前2世纪，不断强大的匈奴人建立起了中国北方第一个游牧帝国。鼎盛时期的匈奴不仅占据整个蒙古高原，还控制着今天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北方的丁零、坚昆相继被征服，东部的乌桓与鲜卑也曾受其蹂躏，南面的汉朝起初也畏惧其强势而采取和亲政策。直至汉武帝时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匈奴才开始显现衰落迹象，改变一方独霸的格局。嗣后，匈奴内部长期内讧，公元48年，南北匈奴正式分裂。南匈奴南下，臣属于汉，后被曹操所灭。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在向南无法越过牧区与农耕区的分界线到达“水热地带”，向东面临东胡族系的劲敌坚决阻止，北面因为亚寒带森林和沼泽的约束。于公元91年向风土民情较熟知和地理环境较相似的西面迁徙，从乌孙到伏尔加河，再到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本文试图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简单地探讨和分析北匈奴西迁的原因，重点论述社会因素是引起西迁的关键因素，自然原因加剧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进程。 　　一、社会因素对北匈奴西迁的影响 　　匈奴的西迁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社会层面的原因对匈奴人的西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了这一历史事件。由社会角度对此分析表明，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其中，内因主要是匈奴人的内部分裂，阶级斗争加剧，奴隶大量逃亡。外因是汉王朝频繁征伐，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匈奴西迁；此外，汉朝“以夷伐夷”政策的灵活运用，南匈奴、鲜卑、丁零与卢水羌胡等民族的联合多面进攻，这些外部压力使得北匈奴苦不堪言，只有西迁为上。 　　（一）内部因素 　　公元48年，匈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部归附于汉，入居塞内，北部继续留在漠北与汉为敌，最后西迁，分道扬镰后的南北匈奴差距也越来越大。由于北匈奴对汉王朝的军事中争屡战屡败，使一些军民产生厌战情绪，而南匈奴因移居塞内，得到了东汉王朝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势力发展很快，致使“北虏诸部多欲内顾”。[2]2952笔者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和《后汉书?窦宪列传》的统计，从公元59年至89年，这三十年间先后投汉的北匈奴民众至少五十万。这不仅大大削弱了北匈奴的军事力量，“党众离畔”直接导致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弱化。此类事件的频仍发生使势力愈发薄弱的北匈奴在与多个民族政权的军事战争中倍感力不从心。反观南匈奴，得到东汉王朝的支援后，至公元90年，南匈奴达到“党众最盛”，出现“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2]2953-2954的盛况。巨大的现实反差，使得北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部落上层首领为继承问题而“兄弟争立”致使“并各离散”。可以说，此时面临深刻社会危机的北匈奴已是不堪一击的柔弱之邦。 　　奴隶是北匈奴奴隶制政权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匈奴的奴隶来源几乎都是通过战争、购买等手段获得的，匈奴士兵都尽量俘虏人口，把战俘变为自己的奴隶，[4]11-14通过持续的的胜仗来维持奴隶供需关系。如若一但战败，就失去了奴隶的来源，从而切断了奴隶制经济的生产关系链条，本来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本身就很不稳定，无疑这对社会内部结构的瓦解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无独有偶，上层贵族的离散热潮，自然会影响到奴隶阶级，匈奴奴隶主对奴隶的种种残酷压榨和虐待，引起了奴隶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南北分裂时，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3]859。这些尖锐的阶级矛盾，加快匈奴的奴隶制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奴隶制制度，客观上加速了北匈奴的衰败，最终影响到北匈奴的西迁。 　　（二）外部因素 　　北匈奴的西迁与强大的军事攻伐息息相关，一方面是汉王朝的军事打压，另一方面是包括南匈奴、鲜卑、乌桓以及丁零等诸多民族政权的多方向联合夹击。汉武帝时，先后于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发动了对匈奴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这三次征战，重创匈奴统治核心，使其迁居漠北。其后还设置“西四郡”，以扼西北来犯之军，划定战略要地和军事部署。这些举措给匈奴不小打击。由于西汉末年王朝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而无法北顾，匈奴势力有所恢复。到东汉时，北匈奴不间断的寇边掠夺，威胁到了汉王朝统治的稳定。虽然北匈奴不断要求与汉和亲、互市，汉庭采取“羁縻政策”显然也没有实质性的用处，战争才是两种不同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政权交流对话的言语。从公元73至公元91年，这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有至少七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些战事对于北匈奴西迁有着极大的影响。公元73年，汉庭发动缘边等地官兵，与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鲜卑骑合数万人，分兵四路联手合力进攻北匈奴，给予沉重的军事打击。公元74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