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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论文-今日马克思主义
作者:阿尔都塞我们能够——在《共产党宣言》130年和《资本论》110年之后——为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勾勒一份类似于资产负债表的东西吗?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不仅就马克思主义有了历史的眼光,而且有了关于它的胜利、失败和悲剧的长期经验。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从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个危机、它的危机中——生活在一种有助于驱除一切幻想,并迫使我们全神贯注去接受现实的无情考验的处境中。1那么,今天,关于那个最根本的、却又可能一直不被理解的马克思,我们能记住些什么呢?这里首先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马克思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这句话已被当成体现着要求读者“自己思考”3的自由精神的妙语,它实际上带有很重的份量。马克思不光是事先一直反对把他的著作解释为体系、解释为新的历史哲学,或解释为终于发现了的政治经济科学——由一个“作者”(马克思)生产出来的具有总体理论(马克思主义)统一性的作品。马克思不光是在宣称《资本论》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一直拒绝这种自以为是。而且,他在这样做的同时,甚至就改变着“批评”或“批判”这个说法的意义。针对这个——被理性主义传统责成要把真实的东西从虚假的东西中解救出来,或者要代表真实的东西来谴责虚假的东西的——概念,马克思强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立在阶级斗争之上的使命:“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无产阶级”。4而通过这些言词,他还拒绝了那种在传统意义上把他假定为上述批判的知识分子“作者”的观念。这些见解使我们回到另一个事实:正是在工人阶级运动中——通过分担它的实践、它的希望和它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成为“批判的和革命的”5。这不止是观念史上简单的一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它已经成为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政治争论的赌注。当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盛期(1902年)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的唯一守护人生产了出来,并“从外面被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时,当列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甚至也拾起了考茨基的提法时,6他们正用一种最成问题的解释在暗示马克思的思想。提法不过是提法。但它能够使一种政治倾向具体化,同时使某些历史实践得到辩护和加强。在科学理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出来,并“从外面被灌输”到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这个观点背后,存在着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党与群众运动之间以及党的领袖与普通战士之间关系的一整套观念,这套观念通过以上种种分离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与权力形式。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学术上训练有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出身并不必然是命运。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角色定义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那个现实命运,是在他们的直接经验——马克思对于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被剥削状况和宪章运动的经验——中彻底表现出来的。在他们“早期著作”的矛盾中,我们可以跟踪他们逐渐投身进来的那些阶段;我们甚至还可以确定那“一刻”——在《1844年手稿》中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戏剧性遭遇之后,他们“意识”到需要彻底追问那些塑造了他们的原则,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变换场所”,以及为了这样做而“把[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7这“一刻”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惊人的、象谜一般的句子中开始体现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无尽的探索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在1848—49年的政治斗争之后,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雾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一国际的创建(1864年)中,接着在《资本论》本身(1867年)和《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持续着。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考茨基的提法:马克思的思想是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在那个运动及其立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正是由于来自在斗争和矛盾中惨淡经营起来的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马克思的思想才能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圈子普及到大型的群众性政党中来。我们在由考茨基系统地重申并且列宁也援用了的、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名论点中发现了同样可疑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属于那些具有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三个来源”)教养的知识分子之列。然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这三股潮流的汇合就是向观念史的陈辞滥调屈服,从而无法说明促成这一相汇并把它改造为对于自身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论基础。黑格尔、斯密与李嘉图、蒲鲁东等等当然构成了马克思不能不顾及、不能不由以出发的历史视野,也是他注定要进行加工的原料,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却在于戳穿它的意识形态门面、打乱并重整它的原则、洞察它的另一面——它那藏匿着的现实。为了到达这另一面,恰恰就要“变换场所”,而且要采取另一种立场、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批判”。把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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