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中特概论教学课件（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pptVIP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左”的错误 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 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 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 第四个原因，是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本文是作者１９８９年３月至４月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收入《胡乔木文集》第２卷。） 江泽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对“多中心论”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在与党建理论研究班的同志座谈时，有的同志主张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我当时就表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 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包括反和平演变的要求。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 3.坚持小康社会建设与党的基本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上确立了一个稳固的战略结构，其中小康社会突显出战略决策基准的意义。 在这个战略与体制的架构中，小康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道德的改革中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同时，战略决定体制，决策依据基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三十年的持续发展，表明了这一结构是稳固和有效的。中国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中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十七大报告体现了战略是决策的基准的原则。十七大报告依然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保持改革开放大战略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上确立了一个稳固的战略结构，其中改革和开放突显出战略决策基准的意义。在这个战略与体制的架构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道德的改革中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同时，战略决定体制，决策依据基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表明了这一结构是稳固和有效的。十七大报告反复重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其意义也这里。 小康社会建设 “小康社会”----“和平社会”----“和谐社会” “小康文化”----“和平文化”----“和谐文化” 小康社会与人的利益追求 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髓 小康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和平的社会主义”。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罗马俱乐部曾提出“增长的极限”理论，认为发展是有极限的，人类总有一天会面对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的情况。因此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有序的、有节制的、有限目标的发展过程。 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与小康社会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意味着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路线不能改变。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也在这里。 小康社会：和谐文化的物质与道德基础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人们对富、贫及其与道德的关系曾作过很多探讨。 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虽然其中突出反映了儒家关注消费政策多于生产政策的倾向，但他并不反对人们对“富”的渴望。孔子把求富行为纳入合理的伦理轨道，要求“仁而富”，“义而富”。 管子把人们物质利益的满足视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必要条件，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只有满足“仓廪实”、“衣食足”这些物质条件，才能使人们“知礼节”、“知荣辱”，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在中国传统的小康理想中，包含着“藏富于民”的政策。 孟子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标准，即“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养蚕，养5只母鸡，两只母猪，老者有肉吃，有丝织的衣服穿，这就是几千年来的小康“愿景”。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就是追求一个有限的生活目标。 邓小平认为,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够格。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常坚决地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其中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也是深远的。 小康与大同：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大同总是与小康相联系，在中国文化与文献资料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 追根溯源，大同代表的是农民理想。大同和小康显然具有对应的性质，也体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但是又保持着历史、道德、文化和逻辑上的关联。 大同与小康的区别，使中国的乌托邦理想表现出“向后看”的历史特征。 小康既是社会文化和历史观，也是治国方略和社会理想。 儒家大多立意于大同，行事在小康，即最高纲领为志，最低纲领为事。因此，儒家的“仁政”理想和“经世”精神不太可能鼓动起大规模的乌托邦实践，其现实目标在于小康。 后世儒家认为从小康到大同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