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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印制的第一套人民币： 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券研究 李高明人民币诞生的历史背景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央，建议中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华北各解放区“统一对付国民党”和解决“货币不统一”等问题。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1947年1月3日，向滕代远、薄一波等同志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的指示”。指示说：“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此会于3月中下旬左右在河北邯郸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及其团长南汉宸，晋冀鲁豫边区代表团及其团长杨立三，华东代表团及其团长薛暮桥。会议开始后，又有陕甘宁边区的白如冰、晋绥边区的陈希云及中原区的刘子厚等同志来参加会议。其中还协议“统一货币发行”等问题。会议决定，议决事项等董必武同志到邯郸审议后，再报中央。 1947年4月16日，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表示：“为了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即指晋察冀边区）、太行（即指晋冀鲁豫边区）、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5月下旬，董必武同志到达邯郸，在听取汇报后，对会议打算于1947年底前“统一货币发行”一事认为有点操之过急，他说：“财政上有统一的必要，特别是在支持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长期战争，更有统一的必要。…但具体把财经事项统一起来，有许多基本问题，主客观条件都未成熟。 主观上各区的、甚至各区内各部门和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尚待克服。客观上许多必需的物质基础，如机关人事及其它许多东西都毫无准备，财政统一不可能很快就实现。统一货币发行是财政统一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与各区收入、支出、银行、贸易、市场有密切关系，单独抽出发行票币问题来，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最后，大家又协议各区票子仍实行“相互支持，互不流通，及按自然比价兑换的原则，以便相互间的物资交换”的政策。 虽然董必武同志对创建全国统一的银行和发行统一的货币是慎重的，但态度却是非常积极的。1947年9月，董必武同志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说：“成立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通行各区的钞票，这庄事虽然不能立即办到，但大势所趋，也不容我们延不进行。”他做了以下工作： （一）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同志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并上报中央批示；8月16日，即获中央批准。其中第五条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 （二）1947年中秋节前一天，董必武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了解该局的造纸、印刷设备、票版设计、制版技术、生产能力及生产等情况。 （三）1947年9月14日，中共华东中央局工委书记张鼎承、邓子恢同志致电华北财办，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战争，愈快愈好。董必武接此电后，立即派华北财办副主任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建银行具体办法。而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同志建议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 （四）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同志经刘少奇同志同意，致电中央，建议成立全解放区银行。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关于银行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1947年10月8日，中央回电，提出几个情况问题，认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华北财办根据中央成立全国统一银行为时过早，但可进行准备的电示，很快成立了以南汉宸同志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随后将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同志（被董必武同志称为懂银行业务的人）和发行科长石雷同志调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来工作。1947年年底，又从晋察冀边区银行调来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溥四位同志。1948年2月，从北海银行调来赵善普同志。前后八位同志，负责办理筹备人民银行的具体事宜。 1947年12月，董必武同志在《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指出“为什么要买钞票纸和定统一银行的名称呢？原因是这样的：在土地会议中各区代表谈到解放区财政问题时，都异口同声说，统一发行票币好。邯郸因山东战局转变，陈（毅）粟（裕）大军转入冀鲁豫，北海币在冀鲁豫市场起了扰乱作用。华东工委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同志）因渤海财政困难，提议财政赶快统一，立即发行统币。我和华北财办的几个同志想，财政统一终究是必然要实现的。问题是实现的时间要选择得适当。当时考虑发行票币从物质条件方面来看，我解放区最困难的是钞票纸。听东北来的同志说，东北已和远方开始通商，下一次买卖契约就要定。我们想纸总是要的，所以打电报给东北。请代买钞票纸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