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工：他们的某些境遇令人感觉比上一辈人的遭遇更惨.docVIP

印度农民工：他们的某些境遇令人感觉比上一辈人的遭遇更惨 他们的某些境遇令人感觉他们比上一辈人的遭遇更惨 王珊珊：布雷曼教授，您好! 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据我所知，您长期从事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农业劳工生存状况的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我想首先请您谈谈您对印度的实地考察和相关研究的情况。 布雷曼教授：1961年，我刚到印度，那时候的印度被称为“印度村”，85％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大多数人又居住在人口500至1500人的村子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我持续研究了19世纪和20世纪西爪哇的土地和劳动力状况，在印度做田野调查，并把我的发现置于历史的框架中进行考察。 到印度后，我在巴罗达市住了一个月，看了居民和人口普查的报告，还有大学图书馆中所有关于印度殖民地的材料。在那里，我发现了契约劳工的问题。 我最先研究的两个村子是位于古吉拉特的南部、 孟买北边几百公里处的其克里格玛 （Chikhligam）和甘德韦格玛 （Gandevigam）。 在古吉拉特乡村，村子根据种姓对人进行明确的划分： 婆罗门地主住在村子的中心，通常是两层楼的砖房。哈尔帕提（Halpati）种姓的农村劳动力部落，人口更多，住在郊区由自己建的泥屋里，没有自来水和卫生设施。他们的上一代曾经是契约劳工，听命于地主进行耕作。他们仅有很少的安全保障和收人回报：工作时候的一顿饭、饥荒时候的粮食配给和帮他们渡过如疾病等家庭危机的贷款。 印度独立后，契约劳工制被废除，虽然官方称再也没有契约劳工哈里斯（halis），只有自由的、白天工作的劳动者，但他们的某些境遇令人感觉他们比上一辈人的遭遇更惨。 印度国会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赞同的观点认为，印度成为殖民地以前，农村的村子是一个和谐、自律的社区，在那里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相互合作，关系融洽。殖民地的统治毁掉了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促成了一个无地劳工阶层的出现。 通过强加现金土地税，又破坏了村子赖以维生的经济。随着经济货币化和农业发展的停滞，农民被迫出售他们的土地，无地的人数增多。当然，由于英国的统治导致债务逐渐增多和土地渐渐被分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土地所有权构成契约仆人哈里斯对地主长期的、继承性的依附关系的基础。奴役因为缺乏雇佣选择而被固定，弱者只能从地主那里寻求安全和保护。 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奴役哈里斯，而且因为广泛的内部种姓关系，这种奴役变得固化。高级种姓的地位保证他们接受货物和服务，而低级种姓负责提供这些。圣雄甘地曾希望通过村务委员会体制，回到原来质朴、和谐、民主的村庄。 民族主义者常常把村庄描绘为一种反对殖民地统治的堡垒，在这里，人们彼此依靠，生活得十分幸福。但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村庄里原有的不平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构成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被否定，英国使村庄社区制度化，并形成一个形式简易的政府，社区权力的划分则有赖于殖民地的统治者。 由于资本主义和货币化，哈里斯制度逐渐衰退了。个人担保被打破，尽管债务奴役依旧十分普遍，甚至许多低级种姓在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5月要带上全家人去孟买外面的砖窑工作。 在印度的乡村，政治民主永远无法变得可操作 王珊珊：您认为1950年1月独立后，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吗? 布雷曼教授：我认为，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印度的独立实际上强化并固化了地主的权力。在印度的乡村，政治民主永远无法变得可操作。权力还像以前一样，村务委员会还是由高级种姓独占，时至今日也没有改变。 例如，在甘德韦格玛村，名义上的村长是一个占村里人口多数的哈尔帕提妇女，但她是个文盲。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村子和八斗里格玛村，村长都只是各村高级种姓的副村长的傀儡而已。 甚至出现过哈尔帕提因向八斗里格玛村的高级种姓抱怨而遭到残酷对待，被鞭打致死的事件。 独立前，部落一直由高级种姓统治。圣雄甘地从古吉拉特开始发起一场社会运动， 希望通过国会甘地主义者的努力使部落的人民公民，使下等种姓成为公民。后来在一定程度上，部落人民成了公民。这对国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选票库。但这些被称为“激进工人”的甘地主义者表现得并不像是工会，他们从来不要求高工资和良好的雇佣条件，认为独立后自然就有了。 然而，尽管独立后，每个人都有权利投票，但是投票箱基本上由本地的高级种姓把持，他们监管投票，以便使票都投给他们支持的候选人。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地主站在他的稻田上，他说：“我可以在这种夏稻，但不种，因为那样就要雇佣劳工，我不想这么做。”这句话中除了表现出不平等外，还让人明显地感受到阶级仇恨的存在。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个高级种姓的人，他反对《国家乡村雇佣保护法案》，他说：“这些人没什么用，他们的基因是劣等的，有缺陷。”他接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代又一代，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很虚弱的，是弱等种族。” 这种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