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革 命的困境和传统文化的绵延(定稿09.12.12).docVIP

伦理革命的困境和传统文化的绵延 ——从鲁迅的《伤逝》到巴金的《寒夜》 陈国恩 摘要：鲁迅的《伤逝》和巴金的《寒夜》，讲述的都是关于个体自我拯救和弱者无助牺牲的故事，披露了个人主义的伦理革命在中国所遭遇的两难处境，即它在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在证明着自身的不合乎社会正义。在西方有效的个人主义伦理原则到中国没能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方法，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的绵延，它使中国现代作家对悲剧的个性因素不抱太高的热情，相反喜欢把悲剧引向对社会的控诉。跟于连式悲剧中的个人激情要猛烈地突破社会规范不同，中国式的悲剧总是保持了一种情感内敛的温和风格，这表明作家采取了一种在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之间游移不定的伦理立场。但是《伤逝》和《寒夜》毕竟是有所不同的，两者的差异反映出随着社会革命的展开文学对社会控诉的力度加强了，同时也可见出一些其它的变动，比如在新的时代性别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关键词：鲁迅；巴金；伦理革命；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陈国恩（1956-），男，浙江宁波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从鲁迅到巴金所构成的文学时空里，显然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十分丰富而重要的信息。本文选取鲁迅的《伤逝》和巴金的《寒夜》，把它们合在一处研究，是想从一个侧面，即从两者所讲述的同一个类型的关于个体自我拯救和弱者无助牺牲的故事模式中，透视中国现代社会伦理变革所牵涉到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两位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独特思考，并由此思考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价值重建的问题。 一 《伤逝》的份量，是勿用置疑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伤逝》中的那个女孩第一次勇敢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庄严宣言。但鲁迅的深刻，在于他并没有按女性的自我觉醒方向写她此后的美好人生，而是把一个喜剧开头的自由恋爱故事写成了悲剧的结局。为了爱而叛逆了家庭的子君，最后是被父亲领回了家，在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底下走向了生命的尽头，而涓生也因此陷于无尽的悔恨和悲哀之中。对于这样一个悲剧，人们一般是按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的观点，理解成是鲁迅主张青年人要把个性解放的理想与社会改造的斗争结合起来，争取到经济权，从而为个性解放和自由恋爱奠定物质基础。这种理解，符合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我想，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它表达了某种观念，而在于它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从作者的感性描写中，读者可以领悟出别样的意义。由《伤逝》这个悲剧，我所想到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涓生和子君如何去从事改造社会的斗争，如何去获得经济的保障？我的意思是，要求涓生和子君自己通过斗争去争取经济上的自立，这显然脱离了当时的实际。 不言而喻，当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这一时候，她已经确立了现代人的权利意识。她与涓生的爱情，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现代个人权利意识基础上的。可是作品告诉我们，他们的自由恋爱碰到了现实的阻力，原因是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思想虽然已经在知识分子范围内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但在社会更为广大的领域还是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在婚姻问题上还流行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因而子君和涓生的自由恋爱受到了以“老东西”和“小东西”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干扰和诬蔑。其结果，就是涓生的失业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连串生存问题。到这里，我们可以朝两个方向进行思考，一是强调经济基础对于生存乃至爱情的重要性，也即作品里由涓生的口说出的人生真谛：“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二是回过头来分析主人公的行为本身，这时的问题就会变成：子君与涓生他们自己对悲剧的发生究竟有没有责任？以前的研究也曾提出这一点，比如认为是子君的目光短浅和涓生的自私造成了悲剧，但这似乎是在批评当事者的个人品质了。如果把责任归咎于个人的品质，难免会把作品的意义缩小，它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没有多少新意。那么，子君与涓生的责任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先关注一个事实：当涓生经过思想斗争后打定主意要把分手的决定告诉子君时，他是有自己的理由和考虑的。他的理由是：“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子君已经变得庸俗了，忘记了人生除了爱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于是，他有意让子君明白：“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他希望子君因此可以无须顾虑，像以前一样勇往直前。这当然是涓生的一种推托责任的借口，但我感兴趣的是他这一借口背后的思想观念，其实那就是五四时期开始从西方大张旗鼓地引进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重视个人的权利，同时强调个人对自己的选择必须承担责任。当然，它也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是在把个人权利置于第一位的前提下来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协调的。按这样的原则，涓生显然有权在危难中首先救出自己，而子君作为一个人，她也必须承担起自我生存的责任，她没有特别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