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强化军人抚恤制度之原因.docVIP

PAGE PAGE 1国民政府强化军人抚恤制度之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强化了军人抚恤制度。该阶段的抚恤制度，学术界在研究国民政府的优抚或公务人员抚恤问题时已有所关注，但涉及领域和论证力度都亟需拓宽与深入。本文拟从极低的受恤人员比率，抚恤制度面临的认同危机，伤残军人的悲惨遭际，抗属恶劣的社会处境等几个环节，分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强化军人抚恤制度之原因。弄清这一看似自明性的问题，有助于理解抚恤制度的运行实态及其特征。文中的抚恤定义，指抚恤的实施主体国民政府，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调动各种资源，对因抗战伤亡的军人及其家属进行的安抚慰问和恤赈恤护。关于制度，又有两种含义，一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则或行动准则;二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本文的抚恤制度，既含盖抚恤的办事规则或行动准则，也包括在此之上所形成的抚恤体系。　　文中引用的资料，主要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等馆藏档案;国民政府公报及各省政府公报;中央日报及其他相关文献材料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之所以强化军人抚恤制度，是基于以下因素：　　一　抗战初期，受恤人员的比例极为低下，军人抚恤制度几近形同虚设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沿用1935年4月16日正式施行的陆海空《平战时抚恤暂行条例》。而在抚恤行政机构方面，总掌抚恤机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各省不设垂直分支系统3。　　随著军人伤亡数量的大幅攀升，上述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抗战抚恤事务，强化军人抚恤制度的紧迫性日益突出。如1937年，伤亡官兵609594人;1938年，伤亡官兵则上升为1220821人。与此同时，受恤人员的比例却极为低下。如1937年，受恤官兵8647人，抚恤比例为1.4%;1938年，受恤官兵14156人，抚恤比例仅为1.2%。尤其是1938年，伤亡官兵人数居抗战8年之首，而抚恤比率竟然最低，显示国民政府的军人抚恤制度几近形同虚设。　　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在抚恤行政机构这一领域，尤为突出。1937年，国民政府仅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抚恤科执掌陆海空三军抚恤事宜，一些省县地方政府甚至不知应向何机关请领恤金，这与忠勇官兵壮烈牺牲的抗战局势极不合拍。如1938年初，湖南省湘乡县政府呈请省政府核示各种恤案应如何办理?省政府转奉军委会指令：「本会铨叙厅于1937年9月1日，改隶军政部，自1938年2月1日仍回隶本会，无论何项恤案，概呈本会核办。」5月11日，湖南省政府训令湘乡县政府照令实施。该恤案表明，在抚恤行政机构向抗战体制转换的交接期，抚恤事务的开展一度处于模糊状态，致使部分地方政府请恤无门。这意味著强化抚恤行政机构的制度建设迫在眉睫。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恤金制度同样不能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急待改进。至1938年8月，抚恤委员会成立前，三军恤金主要由财政部主管，并有独立部门预算，于各省市县政府垫发后，层转财政部，在国库专案下支给抵解。但财政部恤金只有预算，原有军人抚恤费，只限于抗战以前各战役，及平时死伤恤金。所有抗战战役恤金，各省县政府以款无所出，竟无法垫发，「尤以淞沪至徐州历次战役，至今多未呈报。」7此类弊端意味著：不改革恤金制度，伤亡军人的利益就难以得到保障;得不到恤金补偿，伤残军人或遗族既不能从物质上，更无法从精神上体味来自政府的慰藉，这不利于舒缓战争给军人及其家属带来的困境。　　抗日战争让爱国军人付出生命代价，国民政府需要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能力，通过制度建构，丰富抚恤组织，完善恤金规则等，给伤残军人和遗族提供物质帮助，并给予精神抚慰，尽可能地稳定军人家庭，藉以减轻战争引发的风险。抚恤在贯彻分配原则的过程中有不可缺少的地位，军人因抗战伤亡，家庭就失去了一个健壮劳力，必然影响劳动生产，减少家庭收入。国民政府每年从国民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抚恤金或恤护物资，符合国民收入与社会产品再分配的理论原则，这也是对军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可以提高军人社会地位和物资待遇，稳定抗战军心，保证国家和社会安全。　　二　军人抚恤制度一度面临受恤人的认同危机，国民政府的威信受到削弱　　国民政府的有效统治离不开民众的广泛认同，认同出现危机，国民政府的威信就会逐渐减弱，执政根基就会动摇，抗战局势也会因之而恶化。在军人抚恤领域，国民政府一度遭遇来自受恤人的认同危机。1936-1939年，家住湖北省宣恩县三区的朱海清等六人的请恤经历，虽缘起于抗战前的「剿匪」，但在抗战日趋严峻的局势下，彰显出遗族对国民政府抚恤制度的认同出现了危机。　　1935年，地方团丁朱文蕃(朱海清之子)等，协助军队「剿匪」而亡。1936年7月，湖北省政府恩准发给六人一次恤金及遗族恤金，共640元。起初各遗族正面评价恤金给予令：「仰见钧府体念死者及遗族之至意」 。但稍后这种心理即发生了变故：遗族持恤令先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