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ppt

2.3.1 征集图书 至于“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鹜，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乾隆帝还十分自信地说“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令呈送，烦复皆所不免”。并明确地道出了他下诏求书的目的是“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 。 谕旨发出以后，并未引起各地督抚的重视，各地奏报的书很少，且大多是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而唐宋以来名家著作和旧版书籍竟不概见。 正当乾隆征书之举濒于流产之时，朱筠提出了搜书及校辑《永乐大典》的建议，于是，乾隆帝决定开馆校辑《永乐大典》，进而汇集天下图籍，编纂《四库全书》。 2.3.1 征集图书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再次下诏访求图书。 他一方面努力打消各地方官对访书之事大多观望不前的顾虑。他说，这种观望不前的原因“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而信誓旦旦地声称：“文人著书立说，吝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低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 2.3.1 征集图书 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严令必须认真执行。他说“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是，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并严令各省督抚“予以半年之限，即遵朕旨实力速为妥办，俟得有若干部，那陆续奏报，不必先行检阅。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唯该督抚是问”。 自此以后，各地督抚始大力搜访，藏书家也纷纷献书，大规模征书活动进入高潮。 2.3.1 征集图书 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江苏马裕四家因进书500种以上，获奖励《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溧，和京官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和藻等9人则由于进书百种以上各获《佩文韵府》 一部。 于是在乾隆的恩威并施之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征集图书总数达为13501种（内272种重本），其中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 2.3.2 查禁图书 继征书之后，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到五十八年乾隆又掀起了一场较之征书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查缴、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书籍的禁书运动。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见各省搜访征集图书的工作已大体完成，遂公开下达禁书谕令，把征书活动逐渐扭向查缴所谓违碍书籍的轨道。 2.3.2 查禁图书 他要求各省督抚在征集图书时“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并特别提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断言“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强调“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2.3.2 查禁图书 他责令江浙并各省督抚“于已缴藏书之家，再令诚妥之员前往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 又进而恐吓说：“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目，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乾隆皇帝终于显露出了他寓禁于征的真实面目。 2.3.2 查禁图书 乾隆皇帝通过宣示晓谕、利用教官绅士人等查缴、重点检查书肆及藏书家、各省互咨详查、根据郡邑志乘搜觅、专案查缴、刊刻禁书书目等方法，在长达19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达8万块以上。 至于民间因“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这类在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下，被文人学士乃至一般民众自行毁掉的书籍，数量当也不在少数。 禁书活动给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以后的典籍带来的损失，对当时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造成的危害，则是无法用区区数字来衡量计算的。 2.3.3 大兴文字狱 清统治者动辄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致使“鲛黠之徒藉以行诬诈”，于是告讦之风骤起。 告讦之风与文字狱二者虎啸风生，风助虎威，使清代禁锢思想、箝制言论，摧残文化的愚民政策达到了高潮。 因收藏禁书而引起的文字狱就有段昌绪、彭家屏案、查世柱私藏明史案、钱谦益诗文之禁、屈大均《翁山文外》案、金堡《遍行堂集》案、袁继成《六柳堂集》案、戴移孝父子诗集案等； 2.3.3 大兴文字狱 因告讦引起的文字狱则有：沈大章诬陷案、鲍体权诬告案、焦禄诬告案、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