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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村的经济、制度与组织* 张威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 在黄石的调查中，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黄石村的经济、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和组织。在起初的设想中，我们几乎对乡村社会涉及这三方面的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问题都感兴趣，包括农业经济状况、土地制度、乡村治理、民事调解、合作医疗、技术推广以及乡村礼俗等等。当然，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对黄石村既存的制度和组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了解是非常困难的，其中有些关于制度和组织形态的信息是需要从村民们的语言中仔细推敲才能获知的，这就需要对那些本土化的语言及其意境进而对黄石的社会生活非常熟悉； 有些是村民们不便提供或无法解释的。因此，我们只选择了（准确地讲，是实际情况只允许我们选择）那些重要的，同时又有助于我们更方便地了解黄石村的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查。这些方面有：农业经济概况、土地（包括林地和鱼塘）制度、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医疗卫生情况等。 Ⅰ黄石村的农地与农业经济 黄石村地处粤北山区，全村的土地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水田、旱地、鱼塘、山林。这四类土地在经济上具有不同的用途，从而具有不同的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土地和农户基于土地的经济活动集中反映了黄石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又希望了解更多的关于黄石村的制度层面，因此，首先了解土地在黄石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黄石村的“地面经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1）水田 与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一样，黄石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通过分田到户实现了集体经营到家庭承包经营的转变，此后在1989年进行了第二轮承包经营。关于水田面积的详细数据参见黄石村在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和2003年税费改革时所作的统计（附录表1）。 按照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水田是上等田。按照2003年税费改革后的统计，全村账面水田总面积为413.78亩，人均水田面积0.34亩。水田在七个村民小组间的分配是极不平均的。水田最多的大布组接近100亩，最少的下寨组不足40亩。 水田种植的作物以水稻为主。黄石的水稻是两季的，分早稻和晚稻。由于节气的原因，早稻和晚稻的产量是不同的。一般来讲，早稻亩产介于350—400公斤，晚稻亩产介于250—300公斤。早晚稻的产量不均导致了有些村民不再种植晚稻。 2003年税费改革后，按照当地平均亩产663公斤（两季）计算，每年人均产量为225.42公斤，这一数字略低于248.56公斤这一粮食安全的最低数量标准。当然，如果加上旱地的产出、减去外出务工人员的食物消费，同时考虑到村民在统计上倾向于隐瞒耕地的实际面积等因素，这一结论无疑是有问题的。 A 水田的价值 黄石的水田经济清楚地表明，水田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它能为全村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这种价值是村庄一切生活的基础。容易想到，食物保障价值对农户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农户的经济状况（其中主要是家庭经济的重心），从而取决于它们在农业以外寻求就业的机会，进而取决于各个家庭在规模、年龄与性别结构上存在的差异。对于经济严重依赖纯农业的家庭，农业在食物保障上的价值主要是通过小农在自给自足的生产传统下过密化地投入劳动实现的；而对于外向型的家庭，农业在食物保障上的价值开始下降 ，食物已不再成为影响家庭计划的重要约束了，有些农户开始不情愿种更多田了，或者不情愿种植晚稻了。在黄石，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外向型的农户。在这种情况下，水田在食物保障上的价值下降一方面在于外向型家庭的经济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因此食物保障不一定非得依靠自给；另一方面在于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留守的家庭成员减少，因此所需食物保障的最低数量也相应减少，导致水田的食物保障价值下降。 B 水田的分配 黄石村在1980“分田”到户，之后在1989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1980年的农地制度和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对农户而言，除了土地经营权带来激励作用之外，一个不能忽略的影响在于重新获取地权（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产权）强化了农户长期保留所分土地的愿望。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在不同的村民小组，这种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在刘屋组，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使得村民们对地权变动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时，村民们一致同意全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调整一次。而根据黄石村的村官们介绍，其他村民小组没有出现这种频繁的调整。 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总人口和家庭规模的变动。自1989年第二轮“分田”至今，黄石村的总人口基本上还是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从1126人到1218人，只增加了不足百人，而且，全村的家庭规模在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单个家庭的规模变动却是很普遍的。表1列示了不同规模的农户在各小组中所占的权数（2003年的数据） 以及1989年和2003年各类家庭承包的耕地变动情况。在1989年，各小组第二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