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大公报.docVIP

傅斯年与《大公报》智效民当今学界﹐许多人是不屑于为报纸写稿的。这固然取决于现行的学术体制﹐也与学者自身的素质有关。众所周知﹐在申报科研成果﹑评定学术职称时﹐报纸上的文章往往是不能算数的﹐因为这不是学术论文。如此一来﹐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就失去一条很好的沟通渠道﹐其结果是老百姓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也不了解社会有什么需要。与此相应的是﹐由于缺乏公众基础﹐专家学者们往往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时间一长﹐所谓学术论文就成了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不仅鲜有创见﹐而且八股味十足。这种状况与五四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回顾一下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有利于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祖先傅以渐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场上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之誉。傅继勋之后﹐其子孙大多偏离仕途﹐以教书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象是开始走向衰落﹐正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话﹐但这未尝不是他们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最好选择。父辈们对傅斯年影响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层社会﹐憎恨贪官污吏﹐与这样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傅斯年十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废除科举制度﹐他也在时代大潮中进入新式学堂。然而即使是新式学堂﹐仍然是以读经为主。对于当时的情况﹐傅斯年有这样的回忆﹕「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的笑话。」傅斯年一生鄙夷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这是他后来经常为《大公报》写稿的一个原因。如今倘若大家还是死守高头讲章﹐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在报刊上讲真话﹐就只能让我们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时代。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关系﹐可以追溯他读中学的时候。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当年主持龙山书院时曾经资助过一位名叫侯延塽的学生。侯氏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后来他考取进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乡省亲并拜望恩师﹐没想到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侯延塽发誓要把老师的两个孩子培养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闻强记﹐聪明过人﹐便想带这孩子到大城市去读书。侯与《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好朋友﹐他路过天津﹐与英敛之等人谈起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的几篇作文拿了出来。英很欣赏傅的才华﹐劝他把这个孩子带到天津。于是侯延塽赶回山东聊城﹐在征得傅斯年祖父和母亲的同意后﹐便把傅带了出来。傅斯年到天津时大约是十三岁左右。经过短期准备﹐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刚入校时因为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他还在英敛之家中住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傅斯年竟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了忘年交。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读书求学﹐到国内外大事﹐几乎不所不包。学校的宿舍盖好后﹐傅斯年虽然搬到学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总要看望英敛之。后来﹐英敛之的儿子英千里在回忆傅斯年时曾经写道﹕他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此外﹐英敛之的夫人既是皇室后裔﹐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似乎与胖乎乎的傅斯年颇有缘份﹐所以英千里还说「先母是最喜欢傅大哥的﹐说他聪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给他讲教义﹐并在星期日带他进教堂。他虽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对于教会人士好感﹐也未尝不是因为受了先母的薰陶。」傅斯年与英敛之的交往﹐对于他在五四期间创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热衷于文章报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傅斯年与《大公报》的再次交往﹐是在「新记」《大公报》诞生以后。辛亥革命后英敛之萌生退意﹐将报纸交给他人主持﹐自己全力从事宗教﹑教育﹑慈善等活动。从此《大公报》每下愈况﹐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终于被迫停刊。第二年年初﹐英敛之溘然去世﹐正当这份报纸也要随他而去的时候﹐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将它买下﹐才使《大公报》起死回生。这一年冬天﹐傅斯年从欧洲留学归来﹐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辞去教职﹐专门从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筹建工作。史语所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工作﹐但是在当时却受到地方主义的阻挠﹐河南省图书馆馆长何日章俨然以维护本地文物自命﹐散发传单﹐斥责这是「既无学识﹐又无计划」的举动。一九三零年一月﹐《大公报》驻河南记者根据何氏传单以《发掘殷墟龟甲文》为题报道此事﹐对发掘工作多有歪曲。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傅斯年致信《大公报》﹐指出上述报道「系根据一方面之传单而作﹐与事实完全绝对不符」（按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王泛森﹑杜正胜编辑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该信原件﹐其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