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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人公益之路 　　在科研工作之余，他们也在以公益律师的身份从事着公益诉讼，同时还向相关部门提出法律建议书。他们力图通过个案的法律实践去实现具体的公平正义，并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 　　 　　有这样一些人或机构，他们通过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性审查建议的方式推动法制改革。据有关统计，2000年到2008年间，见诸媒体报道并且主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出合法性审查建议的共48件。 　　近日，记者走近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成员大部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90%以上拥有法学博士学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东方所)志愿者”；作为法学研究人员的他们在科研工作之余，也在以公益律师的身份进行一些公益诉讼，同时还向相关部门提出一些法律建议书。 　　 　　第14份建议书 　　“这份建议书经过补充完善，将在修改后以东方所的名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教授告诉记者，他所说的建议书是指“关于请求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立法解释的建议书”。2010年11月16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专门就该建议书的初稿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刘仁文作为主要起草人，主持了座谈会，并负责对建议书进行修改完善。 　　关于提出此次建议书的背景，刘仁文表示，两个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室和刑法室请了几位专家学者，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是否妥当，刘仁文参加完这个会后即与东方所的贺海仁主任商量，认为如果能辅佐法工委做好这项工作，也算作一点贡献。商定之后，刘仁文又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的博士后郑齐猛，两人反复讨论研究之后，形成了现在的初稿，向各界广泛征求意见。 　　《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29日发布的，2008年5月9日起正式施行。这一专门针对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审理出台的司法解释，试图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行医罪存在的诸多争论问题，以打击非法行医犯罪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但是，该《解释》并没有完全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有关非法行医案件的争议并没有因为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减少。 　　“该《解释》的一些内容值得进一步推敲，我们建议对有关条款进行审查，并对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主体作出立法解释。”刘仁文告诉记者。 　　在此之前，刘仁文所在的东方所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交过13份建议书。 　　“起草、提交建议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工作常态。”刘仁文说。而这样的工作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不仅需要足够的责任心，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还需要顽强的信念和意志。刘仁文说，这一动力的根本来源就是东方所的创办理念。 　　那么，东方所是如何创办的呢？ 　　 　　与公益诉讼相伴而生 　　2010年11月17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记者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东方所主任贺海仁。 　　“这里很安静，平时写东西我也经常到这里来。”眼前的贺海仁面色平静，说话时目光里透出一种理性与坚定。桌上放着一摞书籍和资料，一壶茶，没有香烟，在午后的阳光里，我们的话题围绕东方所和公益诉讼、建议书缓缓展开。 　　东方所的成立有一个重要的立法背景，即200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其中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与此同时，作为法律人，贺海仁和他的一些法学所同事希望通过个案的法律实践去发现法律争议，实现具体的公平正义，并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立法法》的出台给他们的理念提供了制度支撑。 　　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以及完善律师制度改革的试点，200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些教授发起成立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东方所由所内公益律师和所外支援公益律师组成，前者是东方所的注册律师，后者则是在其他律师事务所合法注册的律师。 　　为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或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和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书，是东方所的两项主要工作。他们所代理的案件通常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对法律完善、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法制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件，为新时期我国公益诉讼和法律援助的理论和实践作出探索和尝试。而提交建议书则是与提起公益诉讼相伴而行的。 　　“从性质上讲，建议书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议政和参政的一项宪法权利。从内涵上讲，建议书特指公民向立法机关（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